報告文學:大地之子黃大年
作者:   來源:   更新時間:2018-01-16 09:08:33    點擊次數: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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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對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作出重要指示強調

  心有大我 至誠報國

  把愛國之情 報國之志

  融入祖國改革發展的偉大事業之中

  融入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奮斗之中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作出重要指示指出,黃大年同志秉持科技報國理想,把為祖國富強、民族振興、人民幸福貢獻力量作為畢生追求,為我國教育科研事業作出了突出貢獻,他的先進事跡感人肺腑。

  習近平強調,我們要以黃大年同志為榜樣,學習他心有大我、至誠報國的愛國情懷,學習他教書育人、敢為人先的敬業精神,學習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獻的高尚情操,把愛國之情、報國之志融入祖國改革發展的偉大事業之中、融入人民創造歷史的偉大奮斗之中,從自己做起,從本職崗位做起,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斗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貢獻智慧和力量。

  黃大年同志是著名地球物理學家,生前擔任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2009年,黃大年同志毅然放棄國外優越條件回到祖國,刻苦鉆研、勇于創新,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科技成果,填補了多項國內技術空白,今年1月8日不幸因病去世,年僅58歲。

  引子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7年前,迎著飄飛的雪花,他從劍河之畔回到北國春城,只為赴一個與祖國的約定。

  7年后,依舊是大雪紛飛,這個像轉子一樣超速運轉的人,在58歲的盛年猝然離世。唯留一段傳奇,震撼世間心靈:

  他的回國,能讓某國的航母演習整個艦隊后退一百海里;

  他的回國,加速推動中國深探事業用5年時間走完了發達國家20年的道路!

  黃大年——

  當人們含著熱淚傳頌這個名字的時候,他已經永遠閉上了雙眼。

  有人說他是大地的兒子,因為他一生與地球物探相連。

  有人說他是璀璨的流星,那燃燒的生命之火,仍在大地深處,漫散熾熱。

  最后的戰場

  2016年12月13日,當冬日的第一縷陽光照進吉林大學第一醫院1265病房,黃大年已經打開電腦開始工作。

  9天前,助手于平根據醫生的建議,“逼”著他到吉大一院做了檢查。之后,黃大年又馬上趕到北京開會,回來還沒喘口氣兒,他就拿到了住院通知。

  這一夜睡得不太安穩,黃大年從醫生口中得知病情和手術方案,隱隱有些不安。他把弟弟妹妹從外地喊來,一同吃了頓久違的團圓飯,還特別叮囑不要把生病的消息告訴遠在英國的女兒黃瀟。小外孫很快就要出世,不能讓瀟瀟分心。

  “黃老師!吃早飯了!”秘書王郁涵拎著飯盒走進了病房。

  “小王,來,這件重要的事,要交給你辦。”黃大年從枕頭旁邊拿過一個硬盤,遞到她手里。

  “這里面是一些需要妥善保管的資料,收好了。萬一我不在了,要把它交給學校,交給國家。”

  “黃老師,您身體這么好,醫生說手術很簡單,您別多想,不會有事兒的。”王郁涵說著,眼圈有些泛紅,她趕緊低下頭掩飾著,去擺弄那個飯盒。

  很快,來探視的師生打破了凝滯的空氣。大家又像往常一樣,排著隊等黃老師布置任務、答疑解惑——

  “孫勇,這是我對一些研究方向的新思考,你回去琢磨一下,等我手術后咱倆再交流。”

  “焦健,我找了一些文獻資料和軟件程序,你帶回去給學生們看看。”

  ……

  一談就是兩三個小時。青年教師焦健看黃老師面有倦色,就張羅著讓大家先回去,讓黃老師好好休息。

  病房安靜下來。

  手機“叮”的一聲響,黃瀟在他們一家三口的群聊中發來了寶寶的彩超圖像。

  黃大年推了推眼鏡,湊近手機,細細看著。這孩子,寬寬的額頭、翹翹的鼻子、大大的耳朵,越看越喜歡。

  他回了三個微笑的表情,又另加了三個握手的符號,給心愛的女兒鼓勁兒。

  “媽媽最近怎么樣?”黃瀟用英文問他。

  “她很好。”

  “她的車需要安裝雪地胎哦。”父女倆像往常一樣,遠隔萬里,互發著溫馨的笑臉。

  整個下午,病房依舊人頭攢動。校領導來了,黃大年提了一些學科建設的規劃設想;學生周文月來了,他又詳細詢問她申請赴英留學的進展;國家“千人計劃”專家馬芳武、王獻昌來了,黃大年請他們坐在沙發上,自己拉個小板凳,興奮地聊起新興交叉學科的研究方向……

  每隔兩小時來做例行檢查的護士長谷玥看著來往的人群暗想:這個黃老師笑呵呵的,人緣兒可真好。

  傍晚,師生們見黃老師累了,就要離開,想讓他多休息休息,黃大年卻拉住他們說:“你們別走,我想和你們在一起……”

  等到護士進來說要做術前腸道準備,黃大年又催著大家都回去:“明天手術完了又見面了。”

  望著大家的背影,黃大年的笑容慢慢退去,他癡癡望著窗邊學生們送來的鮮花,有些出神。

  “黃老師,您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谷玥走了進來。

  “沒事,我就是有點兒急。”

  “急?您急什么呢?明天就手術了,從上海請了最好的肝膽外科手術大夫來主刀,您的病一定會很快好起來的。”

  “我知道,我說的不是這個,我手頭還有很多事情沒有做……”

  “您別急,黃老師,您出院以后很快就可以繼續工作了。”

  黃大年聞言一笑,再沒說什么。

  兩次灌腸持續了半個多小時。一切又安靜下來。

  窗外是呼嘯的北風,搖動著人的心神,黃大年拿起手機,翻看著朋友圈。當晚7時59分,他發了這樣一段文字:

  人生的戰場無所不在,很難說哪個最重要。無論什么樣的戰斗都有一個共性——大戰前夕最寂靜,靜得像平安夜。無聊中翻看我的第一頁微信相冊,記錄了2009年圣誕節后,把英國劍橋十多年的家移到長春南湖邊的日子。在湖邊的上班路上奔忙,一晃又要到第七個圣誕節了。腦子里滿是賀卡、圣誕歌、圣誕禮物、圣誕樹等忙碌后的放松感和濃濃的節日氣氛。它提醒職場拼搏的人們,事業重要,生活和家庭同樣重要,但健康最重要!

  晚8時53分,這條朋友圈文字受到許多人關注,于是黃大年又寫了一句:“謝謝大家鼓勵,明天上午開始,暫時失聯一小段時間。”

  望著窗外的暗夜,他撥出了一個電話。

  “喂,大年,現在聽清楚了嗎?”

  “清楚了,現在清楚多了。”

  北京的一棟居民樓里,他的大學同窗、時任中國地質科學院黨委書記王小烈聽出他語氣有些消沉,趕緊找了安靜的地方聽電話。

  “小烈,我現在在醫院,醫生說我的膽囊里長個小瘤子,很危險,醫生說有兩套方案……”

  黃大年后來說了什么,王小烈沒心思聽了。耳朵里“嗡”的一聲,好像腦袋都要炸開了。他沒想到生龍活虎的大年會生病,還是這樣的病。

  “大年,你放心,別有什么負擔,上海最好的醫生都請過來了,手術肯定沒問題。”王小烈強作鎮定地給老友打氣。

  黃大年似乎沒聽到,又接著說:“手術的時候,會打三個洞,把膽囊取出來以后,馬上做切片,如果是惡性腫瘤,就開刀,良性的話就不用。”

  不知是不是手機信號的原因,黃大年的話有些斷續,語氣也沒平時那么平穩有力。兩個好友斷斷續續說了將近一個小時,從生病說到鍛煉,從工作說到子女,又從退休說到旅游……

  “人生的戰場無所不在。”王小烈怎么也沒想到,那個游泳、打球樣樣精通,好像總在路上奮力奔跑的人突然就倒下了。

  直到很久以后,王小烈還記著電話掛斷前,黃大年說:“小烈啊,等我好了,把這些事做完,咱們兩家做伴兒出去走走,我背上我那個相機,好好給你們照點兒相。”

  再沒有人知道,生命中最后的平靜一夜,黃大年還想了什么,做了什么。

  唯一能確定的是,2016年12月13日凌晨1時,他給周文月發去微信,說他已經給劍橋大學發送了郵件,推薦她去攻讀博士學位。

  黎明時分,他用最喜歡的《再別康橋》中的金句,改寫了微信的簽名檔:

  “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

  他的歸來,能讓某國航母演習整個艦隊后退100海里

  2009年12月24日傍晚,倫敦希思羅機場的候機室異常冷清。這是圣誕來臨前的平安夜,大多數人都選擇在家中歡度節日。

  一個黃皮膚、黑頭發、戴著眼鏡的中年男子,獨坐在落地窗邊的座位上,望著機場跑道出神。他脊背挺得筆直,身上的黑色呢子大衣被寬厚的肩膀撐得滿滿的,手邊只有一件手提箱和一個黑色的雙肩包。

  沒有人知道,這個人就是在英美等國盛名遠揚的航空重力學研究和深地探測領域的傳奇人物——黃大年。他主要研究一種高級“CT機”,透視的對象不是人體,而是人類腳下的大地和浩渺的海洋。

  “是時候回去了。”黃大年喃喃自語,低頭看了一眼手中那張國航938航班的機票。中轉站:北京;目的地:長春。

  就在幾天前,他剛剛把妻子張艷送上了這趟飛往中國的航班。張艷父親病危的消息傳來時,她什么都不顧地趕回了長春。

  想到妻子這陣子憔悴的樣子,黃大年的心一下子縮緊了。他的思緒不由飄回到半年前高平的到訪。

  高平是國土資源部科技與國際合作司副司長。2009年初,她把國家啟動“千人計劃”的消息傳給了黃大年。

  5月,正是劍橋最美的時節。按動門鈴前,高平在黃大年家的花園洋房門口轉悠了一小會兒。雖然早就聽說大年是蒔弄花草的高手,還真是沒想到他家的花園竟然有這么美。嬌嫩的青藤從一樓爬上二樓,從墻里蜿蜒到墻外。花園里的櫻桃樹上,圓溜溜的小櫻桃掛滿枝頭,像是晶瑩閃爍的瑪瑙。

  “高平,快進來!咖啡煮好了!”屋子里傳來又急又重的腳步聲,還有黃大年清明透亮的嗓音。

  高平走進屋內,發現大年家的條件比想象中更好:房間通透明亮,高大的壁爐氣派莊重,一塵不染的鋼琴上,擺放著一家人溫馨的合影,房間里飄著咖啡的醇香,陽光給客廳鋪上一層柔曼的輕紗。

  寒暄了一會兒,高平入了正題,可是一開口,語氣卻有些游移,“大年,我一直特別希望你回來,但是我現在看了你的家,還是想勸你,你是不是再好好想一想?畢竟黃瀟還在上大學……”

  “高平,我已經考慮得很清楚了,早就該回去為國家做點兒事情了。”黃大年身子前傾、坐得筆直,急切地接過了她的話。

  “國內可能比不了國外的條件,你和張艷現在周末就能出去郊游,在國內可能就是五加二、白加黑,還可能會遇到你本來沒必要受的苦……”

  “你知道的,物質條件對我一點兒意義都沒有。”黃大年誠懇地望著她說,又站起身來,用手指了指窗外,“你看,我在這兒,充其量就是個花匠,過得再舒服,也不是主人……我真的不用再想了,已經想好了!”

  高平見他態度堅決,又轉向對坐在一邊沉默不語的張艷道:“你呢?妹妹?你舍得回嗎?大年回去有他的事業,你回去呢?”

  張艷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高平,臉上始終掛著淡淡的微笑,“大年去哪兒我去哪兒。我知道他,他想做事。”

  她的眼里,有藏不住的深深的依戀。她知道,為了這一刻,他已經等了太久了。可是,她也難以割舍這苦盡甘來的劍河生活啊!

  這里,有他們親手布置起來的房子,有還在讀書的女兒,有她成功經營的兩家中醫診所,有簡單平靜的田園生活,還有相濡以沫的所有記憶:他艱苦求學,她守家燒飯;他熬夜研究,她捧上夜宵;他養花,她種菜,歲月靜好……

  她知道,一路走來,他有多少驕傲的笑容,就有多少辛酸的淚水。

  1992年的那個寒夜,初到英國,找不到住宿地址,他在街邊的電話亭里“蹲”了一宿;1997年,重返英國,進入英國ARKeX公司工作,語言剛過關又遇文化隔閡,他深感融合之難,常常輾轉反側。

  人到中年,黃大年可謂功成名就,可他心中卻仍有一種難以填補的失落。那其中,有“總把他鄉作故鄉”的惆悵,也有“萬里長城家,一生唯報國”的豪情。

  這些年,每當黃大年聽說有國內師生要到英國訪學開會,他會連夜打掃衛生、購置食品,把自己的家當成他們旅途輾轉的接待站;當他聽說大學同學家中困難、身體抱恙,他會用最快的速度沖到郵局,為同學匯去幾千元錢;當他得知北京要申辦奧運,他發動一批留學生走上街頭,擔任奧運志愿者;當他漸漸在國際上有了名氣,就利用各種假期回國講學,介紹各國專家到吉林大學做講座,以至于后來為了方便接待他,學校專門為他創設“流動編”教授崗位……

  歲月見證,當初那個從大山深處坐著綠皮火車、顛簸四天三夜到校報到的青年,憑借不懈的努力,成為改革開放后新一代知識分子中當之無愧的佼佼者。

  多年后,當黃大年載譽歸來,祖國已今非昔比。空氣中,仿佛處處涌動著創新的因子,那個深埋在他心中的“報國夢”就如火山噴發,噴薄濃烈、勢不可當。

  每一次,在圣誕假期回母校講學,都是大雪紛飛的寒冬時節。黃大年總是一大早就來到學校操場,踩著厚厚的積雪走一走,然后熱烈擁抱前來歡迎他的“同門師兄弟”,一道去往“地質宮”。

  兩個多小時的講座結束,他常會微笑著問同學們還有什么問題?然后繼續和大家聊上個把小時,茶水早已放涼也渾然不覺。

  一次次的越洋穿梭,回國這個想法,漸漸從朦朧的懷舊化作濃烈的渴望,成為他心靈深處激情澎湃的濤聲。

  2008年除夕夜,黃大年邀請外國朋友到家中聚會,大家被中國的餃子和春節晚會吸引了。他十分興奮,一晚上都在給大家普及中國文化。后來,他一下子停住講話,看著熒屏,出神聽著,眼中涌出了淚,此時電視里正響起《難忘今宵》:“共祝愿祖國好,祖國好。”

  張艷知道,大年放不下祖國。這里縱使千好萬好,也無法取代那片生他養他的土地,也無法取代那個實現他夢想的母校。他只愿做祖國大地上一株傲然挺立的松柏,而不再是劍河柔波里一條隨風搖曳的綠草。

  一天,黃大年收到母校——吉林大學發來的邀請,希望他借國家“千人計劃”實施的契機,回長春去工作。當他興沖沖回到家,把這個消息告訴張艷時,妻子知道他一直在思考的問題終于有答案了,而她一直在糾結的選擇終于擺在了面前。

  望著他激動的神情,她一時竟不知該怎樣回答。而他,看出了她的猶豫,心中竟有些慌亂,脫口而出一句半開玩笑的話:“這一次,你要是不跟我回國,咱們就只能離婚了啊!”

  她一愣,眼圈紅了。他上前輕輕按住她的肩膀,勸慰道:“你不跟我回去,我沒法全心投入工作。”

  那一晚,夫妻倆再沒說什么。對著月光,他們坐在鋼琴旁,你彈我唱,重溫了戀愛時最愛的那首《愛在深秋》:“有日讓你倚在深秋,回憶別去的我在心頭,回憶在這一刻的你,也曾淚流……”

  等到女兒放假回家,他和女兒促膝長談:“瀟瀟,有這樣一個機會,爸爸等了很久,我想回到中國去。”

  黃瀟知道,爸爸早就有這個想法。她敲了敲他的肩膀,笑著說:“爸爸,我支持你,這個想法挺好的!我一個人在這里沒有問題。”

  原本,時任吉林大學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院長劉財只是試探性地給他發了郵件,可沒想到,黃大年很快就回復說:“多數人選擇落葉時歸根,但作為高端科技人員應該在果實累累的時候回來更好,而我現在正是最有價值的時候,應該帶著經驗、技術、想法和追求回去,實現報國夢想。”

  很快,黃大年打算回國的消息傳開了。

  英國ARKeX公司的負責人立刻約他到辦公室談話:

  “黃,你對現狀有什么不滿意嗎?”

  “沒有,我只是想回我的祖國去工作和生活。”

  “你已經是研發部的主任了,你們中國人做到這樣很不容易,你非常優秀,放棄這個職位會很可惜。”

  “謝謝!我回到中國還會繼續這些研究。”

  “你如果從這里離開,必須承諾不使用這里的研究成果,否則公司有權追究你的責任。這點你清楚嗎?”

  “我非常清楚,我會遞交辭職報告、簽署保密協議,終生恪守我的承諾。”

  “可是黃,請給我一個能讓我信服的理由,為什么非要離開?公司很需要你,你還可以有很多機會。”

  “只有一個理由,就是我的祖國更需要我。再次感謝!”

  同事們都堵在走廊:“伙計,別走!”“我們都是沖著你來的,你在這里,我們會有更多成果。”

  黃大年麾下三百人的“多國軍團”是一支科技尖兵,可以運用飛機、艦船等快速移動方式,對海洋和陸地復雜環境下的地球深部進行穿透式精確探測;更是一支戰略奇兵,他們掌控的核心技術不僅可以用于油氣和礦產資源勘探,也可用于潛艇攻防和穿透偵察。

  “謝謝大家多年來的信任、支持!希望我回到中國后,我們還會有新的交流與合作!我會一直關注你們的進展。”

  在這些金發碧眼的外國人中,黃大年一米七三的個頭不算高。此刻,他站在中心,卻像是將軍點兵。他用目光掃視一圈,對所有人做了告別的致意。

  一個從劍橋畢業的青年科學家激動地落淚了,他聽過這個中國人講起他的祖國,過來摟住了他。

  一個獲得過諾貝爾獎提名的科學家走了過來,拍了拍黃大年的肩膀,又和他緊緊握了握手,默默轉身離開。大家紛紛圍了過來,用同樣的方式,與他鄭重告別。

  國際航空物理學家喬納森·沃特森后來回憶說:“當黃教授離開英國返回中國的時候,我們特別悲傷,對他的為人以及事業上的成就都非常尊重,許多人想讓黃教授留下。”

  有人曾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生存法則,只有讀懂了他獨特的生存法則,才能理解他人生的潮起潮落、云卷云舒,才能理解他選擇中的山高路遠、激流勇進。

  祖國,就是黃大年的人生歸依。讀懂了這兩個字,就會明白為什么再好的物質生活也不能動搖他的心志,再多的名利誘惑也不能拖延他的腳步。

  短短幾個月,黃大年放棄了公司股份,處理了部分家當,和妻子商定把女兒留在英國獨自完成學業,毅然決定回國。

  一天,有人聯系張艷想要接手診所。從早晨等到中午,黃大年都沒有聯系上張艷,心里放心不下,趕去了診所。

  推開大門,徑直走進屋里,眼前的一幕深深刺痛了黃大年:曾經井井有條的柜子凌亂不堪,藥品、器械散落一地,張艷就坐在地上,守著這些年攢起來的“寶貝”,默默流淚。

  原來,來人只是看中了診所的位置,而這些物品需要張艷自行處理。

  “她是學中醫的,那是她一輩子的夢想啊!”黃大年一步邁了過去,一把就把她摟在懷中。直到多年以后,他和友人說起那個時刻,依舊痛徹心扉。

  ……

  飛機巨大的轟鳴聲打斷了思緒。再過幾個小時,黃大年就要永久回到長春,回歸母校了。18年的英倫生活,從此“揮一揮衣袖,不帶走一片云彩”。

  夢想,又一次起航!

  母校,我回來了!

  站在古樸秀麗的地質宮門前,黃大年深吸了一口氣。這里的石獅華表、一草一木,都是那般熟悉親切。

  一口氣爬上117級臺階,黃大年快步來到地質宮的頂層五樓。站在幽深的走廊上,他仿佛回到當年剛剛邁進這里的那一刻。

  命運是如此巧合。學校為他準備的507辦公室與他當年入學時的自習室僅僅隔了15米,而為了這一天他卻遠隔重洋,整整走了18年。

  地質宮正對著操場。透過507辦公室的窗戶,可以望見高高飄揚的五星紅旗。黃大年凝視著那一抹奪目的鮮紅,淚水溢出了眼眶。

  夢想,又一次起航!

  黃大年與吉林大學簽約5年,僅有一個頭銜:地球探測科學與技術學院教授。

  “大年,有什么要求,我們盡力解決。”學校領導很擔心,多所國內頂尖學校紛紛伸出橄欖枝,東北這塊土地會不會留不住他。

  “我是國家培養出來的,是從東北這塊黑土地走出去的,吉林大學是我夢開始的地方,我就一定會回到這里!”黃大年身板挺直,眼中透出一股堅定的自信。

  他的大學好友、原吉林大學儀電學院院長林君仿佛又看見了那個在畢業留言冊上寫下“振興中華,乃我輩之責”的青年,一頭黑發、滿眼光華。

  雨果曾說:“誰虛度了年華,青春就將褪色。”在那個知識重新閃光的黃金時代,黃大年與同學們一起,誓要“把失去的光陰奪回來”。

  同窗四年,他們曾廢寢忘食地坐進自習室,翻爛了能找到的所有專業書籍;他們曾熱血沸騰地夜游校園,慶祝中國女排拿下第一個世界冠軍;他們曾爭先恐后地傳閱各類人物傳記,立志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無限的為人民服務中”去……

  黃大年悟性很高,也十分刻苦。他遇到難題就鉆進去,搞不清楚就打破砂鍋問到底。他的大學同學、中國地質大學教授張貴賓記得,當時人手一本《吉米多維奇數學分析習題集》,很多同學只做了一部分,大年卻整個“啃”下來了。他印象最深的,就是這個踢球健將精力充沛,對同學熱情友善,遇到他認為正確的事也總是據理力爭,骨子里很“硬”。

  王小烈覺得,大年的父母都是地質學校教師,對他影響很大,他對物探專業很癡迷,一點兒也不覺得枯燥,對成才報國更是有著強烈而清晰的目標。

  1958年8月28日,廣西地質學校的一棟家屬樓里,黃老師家的長子呱呱落地。正值“大躍進”的年代,他們給孩子取名“大年”。

  快樂的童年時光,是在父母用心的教育和陪伴中度過的。

  “大年,昨天的棋局背下來了嗎?”

  “大年,現在把書合上,復述一遍給我聽。”

  “大年,這是剛給你買回來的《十萬個為什么》,你看看。”

  母親想方設法從圖書館找來各種書籍資料,父親把他抱在膝上,一本一本講給他聽。

  錢學森等被父母尊為“英雄”的大科學家在小小腦瓜的想象中,都是差不多的模樣,“清瘦”“和善”,“帶回來的行李箱中滿滿都是書”。

  然而,“文革”突如其來,還在上小學的黃大年隨父母下放到偏僻山村,初中時代又輾轉求學,幾乎與家人隔絕。高中畢業時,他從幾百人中脫穎而出,成為一名航空物探操作員。

  第一次從飛機上俯瞰大地,這個17歲的少年被那壯美的景致震撼了。他第一次發現,這片土地是如此遼闊,那綿綿群山、潺潺流水、茵茵草木,無不激發著他內心深處那份質樸的眷愛。

  航空物探操作員的工作十分危險,一次飛機故障,一個同事犧牲了,黃大年的額頭上也留下疤痕。可是,這個樂觀頑強的少年卻無所畏懼,對大地深處好奇的探究心,越來越強烈。

  當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他拼盡全力背水一戰,以高出錄取線80分的成績,毅然選擇報考長春地質學院。

  這是李四光創辦的新中國第一所地質專科學校,也是他們全家心目中的地探學術殿堂。收到錄取通知書的那天,一家人都流下激動的熱淚。

  “大年,你們這一代人很幸運,要珍惜時間,早日學成報國。”夜半時分,黃大年常會坐在寢室的窗臺上,捧讀父母的來信。

  月光越是清冷,記憶就越發清晰。

  他想起曾在廣西羅屋礦區參加的“找礦大會戰”。作為一名磁場測量隊伍的勘測隊員,他要扛著磁秤儀跋山涉水,記錄不同地點的磁力變化,推斷和猜測鐵礦的位置和規模。由于儀器對溫度、濕度都很敏感,隊員們必須十分小心,記準數據,再分析地層、計算參數。

  一天120個測點,必須走成一條直線,哪怕跋山涉水,也絕不允許繞道。在悶熱潮濕的環境下,即使是體格健壯的年輕人,也有撐不住的時候。一次,黃大年患重感冒發燒,在山上燒得起不來床,腳上的濕疹潰爛成一片。領導要他休息,他仍趴在小桌子上制作表格。

  困難猶如無盡的山路,而他的斗志卻如同腳下的石頭。黃大年曾經創造了一天測160個點的單位紀錄。一年后,因為和同事探測發現了一座中型鐵礦,他獲得了“工業學大慶先進生產者”稱號。

  在整個大學時光里,“以艱苦奮斗為榮、以獻身地質事業為榮、以為祖國找礦為榮”的專業教育深深刻進了黃大年的腦海。

  “……我們有火焰般的熱情,戰勝了一切疲勞和寒冷。背起了我們的行裝,攀上了層層的山峰,我們滿懷無限的希望,為祖國尋找出富饒的礦藏……”那首與同學們在田野實習中不斷唱起的《勘探隊員之歌》,常常令他心潮澎湃、熱血沸騰。

  “做一名優秀的地球物理學家,把地球變成透明的!”那個曾經跋山涉水、想要征服大地的青年,第一次確立了他人生的夢想,從此堅如磐石。

  1982年,在大多數不習慣北方生活的南方同學畢業紛紛離去后,黃大年作為全校僅有的10個“三好標兵”之一,令人驚訝地留校任教。

  科學的春天里,風華正茂的黃大年和改革開放后的中國,一起追趕著世界。他順利考取碩士研究生,一路表現優異、屢獲獎勵,1991年破格晉升副教授。

  “老同學,我要走了!”1992年秋天,黃大年找到林君,告訴他學校要送他去英國深造。他獲得“中英友好獎學金項目”的全額資助,是30個人中唯一一名地學研究者。

  林君至今記著當時的場景。黃大年沖著大家使勁兒揮手,堅定地說:“等著我,我一定會把國外的先進技術帶回來。咱們一起努力,研制出我們國家自己的地球物探儀器!”

  奮斗,是這一代人的夢想;報國,是這一代人的情結。當祖國給了他們夢想的翅膀,他們就成為勇敢的候鳥,把歸來當作生命的必然。

  1996年初春的一個早晨,利茲大學一間教室內,爆發出熱烈的掌聲。黃大年,一個中國人,刷新了歷史——以排名第一的成績獲得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

  一年后,黃大年進入英國ARKeX公司,一步步成為一個被仰望、被追趕的傳奇人物。

  但林君料定,大年一定會回來,“就像娃出去見了世面,吃了好東西,總惦記著給母親捎回來”。

  果然,黃大年帶著滿腔的激情、一身的本領回來了。他要把這些年祖國對他的培養,對母校的思念,都用智慧和汗水補回來!

  回國不久,2010年2月,一個國家級的大項目找上門來。

  “黃老師,我們領域正在部署一個航空重力梯度儀的項目,想在‘十二五’時期取得突破。”科技部的一位項目負責同志開門見山,態度懇切。

  這是國家正在醞釀的一個“863”“十二五”主題項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測量技術。相關團隊、儀器、設備都已齊備,只缺一個領軍人物。有人向科技部這位負責同志推薦了黃大年,經過簡短的交流,來人發現他在這一領域的視野比其他人要寬廣得多。怎么管理、用什么路線、怎么保證核心部件質量……他都“門兒清”。

  “沒問題。”黃大年笑容可掬地回答。

  “黃老師,我得和您說明一下,現在這個項目的情況是,您拿不到一分錢、沒有一個自己承擔的課題,但是非常迫切,需要您做牽頭人,請您來管團隊、趕進度、幫忙指導技術……”

  “沒問題。”黃大年依然是三個字,讓這位同志愣住了。黃大年看著對方正色說道:“這是關系國家戰略安全的重大研究,我愿意做。”

  “做了牽頭人,意味著這些項目和課題的評審、論證、驗收,您可能都需要參與,需要額外占用您很多時間。”

  “只要國家需要,我就干!沒什么好說的。”黃大年很堅定。

  莎士比亞曾說,我懷著比對我自己的生命更大的尊敬、神圣和嚴肅,去愛國家的利益。

  曾在劍河之畔,尋訪過莎翁足跡的黃大年,更懂得如何去擺放國家利益的位置。

  航空重力梯度儀是一項戰略尖端技術。這項技術就像在飛機上安裝“千里眼”,可以透視出地表下幾百米深度內一輛卡車大小的目標,它不受地形限制,一天就可以高質量地完成傳統方法幾個月的工作量。早在20世紀90年代,美英等發達國家已使用這項技術進行軍事防御和資源勘探。有人甚至把這個國際貿易中的“非賣品”稱為“地球重力武器”。

  沒有誰比黃大年更清楚,在國外長期對華封鎖的情況下,中國想要在這一領域取得從零到一的突破,有多難,又有多急迫!

  航空重力梯度儀研究是一項“顛覆性”的技術。它牽涉材料、機械、電子、軟件、大數據等眾多交叉學科,僅20世紀70年代,美國對這種裝備的研制就投入了10多億美元。在近年來探明的國外深海大型油田、盆地邊緣大型油氣田等成功實驗中,這項技術更是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成為前沿科技推動行業突破的典范。

  但對于黃大年來說,航空重力梯度儀,也承載著他心中一個永遠的痛。

  那是2004年3月,北大西洋海底。黃大年正在專心做著試驗。突然,有人通知他,家屬來電話。

  “大年!你還好吧?估計我們見不到最后一面了。”萬里之遙,父親的聲音緩慢而虛弱。

  “爸,您怎么了?”黃大年心急如焚,卻不知從何問起。

  老人突發病重,自感時日無多,家人幾番輾轉,終于聯系上了黃大年。

  “兒子,我理解你的處境……你要記住,你可以不為父母盡孝,但不能不為國家盡忠,別忘了,你是有祖國的人!”

  “我們可以破例上浮,送你去見你父親最后一面,但是你所從事的實驗計劃不得不中斷。”艦長得知情況后,看著雙手緊緊攥住話筒的黃大年,略帶動容地說。

  那時,航空重力梯度儀研究正處在軍轉民的關鍵階段,如果不是黃大年的英國導師極力推薦,外方絕不會讓一個中國科學家參與其中。如果中斷試驗,這個儀器可能就不會轉為民用。而只有變成民用,中國才有機會接觸這一技術。

  黃大年抬起頭,兩眼通紅,他望著艦長,最終搖了搖頭。

  “我不能放棄,放棄,就意味著前功盡棄。”黃大年把嘴唇咬出了血,堅持做完了試驗。半月有余,他重回陸地,奔回老家,在父親的墳前長跪不起。

  兩年后,大洋彼岸的萬米高空,他仍在進行這項技術研究,彌留之際的媽媽又打來電話:“大年啊,你在國外工作,一定要好好照顧自己,早點兒回來,給我們國家做點兒事情……”

  “哥啊!媽媽一直心疼你,你這輩子總是離家太遠。她在臨終前還囑咐我和妹妹千萬不要怪你。”在老人的墳前,聽著弟弟黃大文的訴說,兄弟倆抱頭痛哭。

  兩位老人不約而同,在生命的最后時刻,為兒子上了終生銘記的最后一課。

  多年以后,回到長春的那個夜晚,黃大年含著淚水,在一份呈報學校的工作自述中這樣寫道:“我的父母屬于那一代歷經了諸多磨難的中國知識分子,無論對國家還是兒女,以吃苦耐勞、兢兢業業、只講奉獻不圖回報的優秀品質著稱于世;以為國家培養和獻出自己的優秀兒女為榮。他們在人生最后時刻仍然表現出對祖國自始至終的忠誠、樸實和包容、傲骨和責任,令人由衷敬佩和永遠懷念。父輩們的祖國情結,伴隨著我的成長、成熟和成材,并左右我一生中幾乎所有的選擇。這就是祖國高于一切!”

  “現在,兒子回來了!兒子就要遵照你們的心愿,為國家做事情了!”

  一天都不能等。他把行李往學校安排的公寓樓一放,再把剛剛經歷喪父之痛的張艷安頓好,買了張機票就飛去北京。

  幾個月的時間,他跑遍了十幾個與航空重力梯度儀研究相關的科研院所。徹底摸過“家底兒”后,他就把自己關進辦公室,通宵達旦設計科研思路,提出“從移動平臺、探測設備兩條路線加速推進”;他向吉林大學提交報告,創設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啟動“重載荷智能化物探專用無人直升機研制”課題。

  入夏時節,地質宮陳舊的磚瓦擋不住瓢潑的大雨,鋸末鋪就的單薄屋頂吸滿了水,頂層五樓儼然成了悶熱難當的滲水大棚。

  時任地探學院黨委書記黃忠民去檢查修繕情況,愣住了。507辦公室能蒙上的地方都用塑料布蒙上了,屋里到處擺著臉盆和大桶。黃大年穿著T恤衫、大短褲,坐在屋子中央,專注地在電腦上敲著字。于平、王郁涵就在他旁邊,替他打著傘,核對著數據。

  “黃老師,這屋站不能站,坐不能坐的,咋還工作啊?”

  “忠民,我們手頭要做的事情很多,一天都耽擱不得啊!”此時,黃大年不僅擔任“863”“十二五”主題項目——“高精度航空重力測量技術”的首席專家,還接下了國家863計劃資源環境技術領域主題專家的重任,負責策劃、協調和組織中科院、高校等資源形成高科技聯合攻關團隊。

  一時之間,黃大年面前,至少有15個大項目排著隊。從立項階段對技術思路和關鍵指標的討論,到每一個課題的任務細化和實施進展,從每個年度的進展匯報,到項目立項獲批兩年后的中期評估,每一步都需要他通盤考慮、細致規劃、設計實施。

  有的人搞不懂,這些事情你在國外也不是沒做過,干嗎還要回國來受這份累?黃大年卻說:“作為中國人,無論你在國外取得多大成績,而你所研究的領域在自己的祖國卻有很大的差距甚至剛剛起步,那都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成功。只有在國內把同樣的事做成了,才是最大的滿足。”

  “黃大牛”與“大黃牛”

  2010年春,北京百萬莊大街26號。中國地質科學院的大門口,時任副院長董樹文正在等待一位特殊的客人。

  一輛出租車停在路邊,一個戴著眼鏡、背個雙肩包、踩著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利索地下車,大步流星地朝這邊走來。

  就是他!黃大年!董樹文習慣性地看了下手表:比約定時間還早十分鐘。心下不禁對此人多了幾分贊許。

  坐定后,董樹文開門見山,想了解一下他的背景:

  “大年,你過去研究什么方向?”

  “我在國外時搞過一些戰略核心技術,我是唯一一個沒有論文的國家‘千人計劃’專家。”

  董樹文心里一愣。雖然研究領域不同,他從寥寥數語中已讀出黃大年特殊的才華和本領。

  “如果請你負責,時間比較緊,能不能趕得上?”

  “董院長,我過去有基礎,應該沒問題。”

  作為首席科學家,董樹文正在全力推進中國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地球深部探測專項(SinoProbe)。該項目設置8大項目49個課題,集中了國內118家機構、1600多位科學家和技術專家參與其中,吹響了中國向深地進軍的“集結號”。

  當人類因人口膨脹、環境惡化敲響“資源枯竭”的警鐘時,埋藏在地層深部的豐富資源卻在靜靜沉睡。從理論上講,地球內部可利用的成礦空間,分布在從地表到地下1萬米,世界先進水平勘探開采深度平均在2500米至4000米,相當于給地球“掏掏耳洞”。

  對中國而言,向地球深部進軍已成為一個必須解決的戰略科技問題。我們不僅探測水平落后歐美國家近30年,礦產資源勘探深度平均只有400多米,油氣開采平均深度不足4500米,且有部分地形復雜的國土迄今還沒有被勘查過,300萬平方公里的“海洋國土”也亟待探測和守護。

  考慮到中國在深探裝備領域長期依賴進口的情況,有關部門提出在深探專項八個項目已全面啟動的情況下,追加第九項目——“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該項目斥資3億元人民幣、牽涉技術領域眾多,誰來“挑頭”直接影響整個大項目的進度和成果。彼時,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已經制定了初步方案,黃大年回國后,在科技部和財政部有關領導的引薦下,董樹文與黃大年見了這一面。很快,董樹文召集幾家單位共同商定,時任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所長朱日祥院士同意請黃大年主持該項目。這個項目為黃大年量身定制了一個施展才華的平臺。

  如果說“高精度航空重力測量技術”項目就像在飛機、艦船、衛星等移動平臺上安裝“千里眼”,看穿地下深埋的礦藏和潛伏的目標,那么“深部探測關鍵儀器裝備研制與實驗”項目就是研制給地球做“CT”和“核磁”的儀器裝備,讓地下兩公里甚至更深處都變得“透明”。

  黃大年感到,這是祖國對他莫大的信任,這兩個項目如果能在他的努力下比翼齊飛,祖國的深探事業不可限量。他恨不得立刻就全速推進,把“國家失去的30年時間追回來”。

  孰料,在深探專項第九項目的首次討論會上,黃大年首次亮相就引起一片嘩然。

  他說:“既然我們落后很多年了,就不能從零開始,而是要把國外最先進的設備買過來,對關鍵部位和插件進行升級改造,讓我們的‘藍軍’直接進入‘紅軍’的心臟,一舉站到巨人的肩膀上。”

  所謂“藍軍”,原指在軍事模擬對抗演習中專門扮演假想敵的部隊,通過模仿對手的作戰特征與代表正面部隊的紅軍進行針對性的訓練。黃大年的“紅藍軍路線”,就是通過紅軍、藍軍之間的結合與比拼,利用西方已有的技術,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超越巨人。

  所有在座的人,都是第一次聽到這種“紅藍軍路線”。中國地學界長期以“自力更生、艱苦創業”為榮,黃大年這種“把人家后臺數據庫買過來,進行插件升級再賣回去”的想法,可謂“驚世駭俗”。

  絲毫不介意眾人異樣的眼光,黃大年繼續說:“好比一場馬拉松,別人已跑了半程,中國要從頭起跑,恐怕很難能趕上,我們也等不及,必須另辟蹊徑!”

  會上,董樹文雖然也沒有完全理解,但他相信:“從大年嘴里說出來,一定有著深遠的考慮。”

  會后,黃大年拿出他的調查,向董樹文解釋說,中國深部探測的主要關鍵設備九成依靠進口,國內中檔設備可用的占不到10%,甚至這里面還有不少核心技術和關鍵部件也是國外的。國外拿出一套設備,肯定是市場賣一套,家里存一套,正在研發的又是一套。如果不找到后發優勢,我們和國際上的差距可能相差至少30年并且始終難以縮小。

  董樹文被黃大年的激情感染了,也被他提出的“后發優勢”說服了。

  “首席支持我,我就這么干。”黃大年雷厲風行,立刻跑出去搞市場調研。沒過多久又旋風式地來到北京,張口就說要建平臺。

  “什么平臺?”董樹文看著眼前的他,還是背個大包,興沖沖進來。

  “移動平臺綜合數據處理解釋一體化軟件平臺。”黃大年邊回答,邊掏出手絹擦著汗。

  搞油氣的人知道,平臺是一套軟件系統,所有的地質、地球物理和鉆探數據在這里集成。黃大年提出的預算,按照當時的市場價格可以買兩套。

  “你買兩套干什么?”

  “不是,我只買一套,咱們連后臺和元數據都買回來,買回來以后做插件,馬上去升級,升級以后我再賣給他。”

  董樹文最終批準了。很多人聽說后搖搖頭,并不看好這些“忽忽悠悠的玄乎事兒”。

  可是黃大年不以為意,他就像一臺剛剛裝載的新馬達,恨不得一下子就把機器的轉速帶到最高。

  他找人翻譯出版了一本《瘋狂科學家俱樂部》,送給參與項目的各個機構和單位,書中介紹了美國進行組織創新、開展大科學研究項目的先進經驗。他逢人便說:“真正的研究不是分散的自發的,而是系統的集成的,應該借鑒國外大企業的組織管理模式,組織重大科研項目,征集最優秀的科學家,一起完成重大攻關。”

  他又引入一套項目管理系統,把第九分項的任務分配到每月、每周甚至每天,用計算機記錄工時。哪些屬于智力問題、哪些屬于資源問題、哪些屬于人為阻礙,他會實時監督、直接干預、詢問指導。

  有的人直接抗議:你把科學家當什么了?!我們是科學家,不是機器人!

  黃大年卻堅持:沒有金剛鉆,別攬瓷器活。一周的目標就是一周的目標,每天幾點到幾點必須把目標完成!

  晚上11時,黃大年通常會登陸管理系統,瀏覽每個環節的工作進度:項目是否進展順利?之前的問題是不是解決了?技術和資源上有沒有他能予以支持的地方?

  對黃大年來說,這個軟件就像是一片安眠藥,吃了這片藥,今晚就能睡個好覺;同時它又像是一支興奮劑,點開一看,他提筆就列出一個問題單,往往又是一夜無眠……

  可是,沒過多久,出毛病了。黃大年發現,自己渾身的勁兒像是打在了棉花上,一些人認為“外來的和尚亂念經”,壓根兒不認可他的學術權威和領導能力。

  焦慮、失眠、進度拖慢……黃大年一度患上帶狀皰疹,甚至萌生了辭退首席科學家、做普通教授的想法。

  高平找到他:“大年,你不能走,你不能輕易把這片剛剛看到的陽光撤走。”

  沉默半晌,他說:“我再考慮考慮,我沒想到,真的很難。”

  他常常一個人,走在學校操場的跑道上。團隊師生不忍心去打擾他,“黃老師想干事,我們能理解他那種痛苦,也能感覺到他那種孤獨。”

  他就像一只孤雁,循著認定的方向,逆風而行,直到望見那片遼闊的海,又一次次鼓起翱翔的勇氣。

  2010年7月,有關部門邀請70多位“千人計劃”專家赴北戴河療養。和這群“千人計劃”專家在一起,黃大年感到輕松自在,思路開闊不少。

  “大家有一樣的理念、一樣的情懷,回國以后都遇到不少類似的苦惱。”清華大學副校長施一公回憶,他和黃大年在那里初識,找到一種“無須語言交流,一個眼神就夠”的默契。

  令他意想不到的是,習近平等國家領導人前來探望,傾聽大家的想法建議。

  “國家領導人是有眼光、有想法的。”經過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談,黃大年的心境變得從未有過的曠達,就像暴風雨過后的大海,浩瀚而平靜,又像鼓滿風帆的航船,期待著新的遠航。

  回到長春,他發現電視里播了新聞,“周圍的環境很快發生了改變”,他的創業熱情再度迸發。

  黃大年找來釘子、錘頭,親手把北戴河休假的合影掛在辦公桌對面的墻上,還對團隊成員說:“士為知己者死。國家這么一搞,大家對我們‘千人’專家的認可度提高了,我得努力干啊!”

  2014年下半年,深探專項第九項目傳來捷報。移動平臺綜合數據處理解釋一體化軟件平臺的24個插件完成了,整個系統實現了升級換代。

  黃大年大張旗鼓地在全國搞了一次培訓,當初賣給他平臺的公司發現:“你們用的怎么比我們的好?我們也要買這套系統。”黃大年嘿嘿一樂:“項目完成后成交!”

  這就是“紅藍軍路線”!誰也沒想到,黃大年一擊即中、實現預期目標!如同撥云見日,整個中國深探領域的思路一下子打開了!

  “地殼一號”萬米科學鉆被稱為“入地望遠鏡”,是深探專項第九項目的核心內容。

  董樹文受到啟發,提出建議:“我們能不能用大年的觀點,做萬米鉆機?”研究單位說:“我國目前只實施過5000米科學鉆探,目標研發7000米鉆機已經很不錯了。”

  董樹文說:“石油勘探已經使用的萬米鉆機,我們可以在他們的平臺上,研制核心部件升級改造,一步到位。”

  對方又說:“可是我們花了1900萬元購買的是7000米的平臺。”

  “那再爭取預算,向財政部報告。”

  后來,“地殼一號”這個完全擁有自主知識產權的龐然大物從四川運到大慶油田時,用了50輛六軸大貨車運送,一舉創下了地下6000米鉆探的亞洲紀錄,并且還在向地心進發。

  被國外一直壟斷的設備終于換上了“中國芯”!中國成為繼俄羅斯、德國后,世界上第三個掌握地下萬米鉆探技術的國家。黃大年團隊成功了!過去不服氣的人開始另眼相看,一些人還友好地送他個綽號——“黃大牛”。

  于平漸漸發現,來找黃老師的單位越來越多,想要尋求他支持的課題越來越多,黃老師承擔的任務越來越多。

  雖然他的名片上只印有“吉林大學教授”這一個名頭,可實際上,他承擔了國土資源部、科技部、教育部等有關部門的項目決策、專業咨詢、課題評審等很多義務工作。

  于平經常會在半夜接到黃老師的緊急電話,讓她組織團隊即刻進行一些數據分析。有很多事,屬于國家應急需要,與團隊的工作并不相關。

  不僅于平,團隊成員都怕黃老師的“奪命連環CALL”。于平也勸他,咱能不能少管點兒閑事?結果他呵呵一樂道:“都是國家的事,哪里有閑事。”

  黃大年還應邀擔任國家“千人計劃”聯誼會科技創新工作組副組長,牽頭發起成立鯤海創新研究院,并擔任首屆副院長,組織“千人計劃”專家與國家戰略發展需求進行有效對接,使其成為推動前沿技術與軍民融合發展的公益平臺。

  在黃大年的感召發動下,越來越多的“千人計劃”專家和海歸科學家開始意識到:一個優秀的科學家不僅要具備深遠的戰略眼光,他規劃與完成的事情,應該服從于國家需要,應該站位于國際前沿,應該集成符合國家利益的成果,更應該具有可以沖向世界巔峰的創新力量。

  浙江大學醫學院杭州濱江醫院副院長、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田梅清晰地記得,2016年10月29日,第二屆“千人計劃”執委會擴大會議在京召開,黃大年就像每次一樣,提著黑色的行李箱匆匆趕來,滿頭是汗。然后,他觀點鮮明、邏輯嚴謹地分析了我國在科研領域方面的短板,又從規劃政策、組織攻關、創新創業、實施舉措等方面提出意見。會議剛結束,就又趕往別的地方……

  七年如一日。黃大年辦公室里的九組書柜塞得滿滿當當,除了專業書籍、項目報告,還有一沓又一沓的學術筆記、發言匯編。最右側的柜門里,掛滿了參加各種會議活動的掛牌,下面還極不相稱地塞了一床棉被。無數個趕進度、做課題、修改材料的深夜里,他就是裹著這床被在沙發上湊合幾個鐘頭,第二天站起來又是精神抖擻。

  大家又給這位“黃大牛”起了一個綽號——“大黃牛”。

  “彎道超車”的“大年童話”

  2010年元旦過后,黃大年就急火火地上班了。這天下午,地探學院組織文體活動,很多人聚在乒乓球室,熱鬧地操練起來。

  剛剛留學歸國不久的于平正在候場,聽到觀眾中傳來一陣議論。她順著大家的目光望去,一個穿著暗綠色棉服、背個雙肩包、腳踩厚底大皮鞋的中年人正大步流星地走來。

  “那就是黃大年,從英國回來的大專家!”

  作為地探學院的畢業生,于平對黃大年的威名早有耳聞,可她萬萬沒想到,輪到她上場時,竟是和這位大專家同臺競技!

  黃大年可不是為了打球而來的。他一邊打球,一邊觀察著對面這個扎著馬尾辮、球速很快的女同志。而于平也發現,黃老師的注意力根本沒在球上,他不時和旁邊熟悉的老師說幾句話,然后樂顛顛地去撿他的漏球。

  休息時,黃大年招手把于平叫到場邊,微笑著說:“于老師,我是黃大年,我從英國回來,現在想在咱們學院創設移動探測技術平臺中心,我查閱了你的資料,很需要你的幫助。”

  寥寥數語,讓于平對這個大專家心生親切。很快,她與一批青年學者都被黃大年招到了麾下,“吉林大學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發中心”的牌子掛起來了!

  移動平臺探測技術是世界科技強國竭力追求的核心技術,也是國家科技實力的重要標志。黃大年把在英國原有的研究基礎和方向都進行了擴展,瞄準海陸空三棲的移動平臺探測技術——海上有無人船,水下有無人潛航器,空中有無人飛機。

  由于這一技術難度高、覆蓋廣、應用性強,涉及多項交叉學科,黃大年又找到林君,向這位大學好友提出了一個大膽設想——在吉林大學設立新興交叉學科學部。

  為什么要搞交叉?

  因為這是中國實現“彎道超車”的唯一機會!

  黃大年涉獵很廣,他在英國時的研究涵蓋地學、信息、軍民融合等多個領域,他深知,真正的核心技術是買不來的。中國雖然拿到了新一輪世界科技競賽的入場券,但必須牢牢抓住創新這個“彎道超車”的機遇,才能追趕歷史的潮流。

  知易行難。要真正找到學科之間的結合點,形成一個新領域并不容易。2012年,從儀電學院畢業的焦健加入了黃大年的團隊。師徒二人用了兩三年時間,才確定了焦健的研究方向——“平臺和傳感器”。

  “這是移動平臺探測急需的研究,把硬件和軟件結合起來,也是未來交叉學科研究的方向。”焦健清晰地記得,黃大年為他規劃研究前景時,眼里迸射的光芒。

  哪些是國際上炙手可熱的大學科?怎樣讓基礎研究和前沿科技“在碰撞中尋求突破,在差異中做出增量”?如何盡快把跨學科人才匯聚到統一機制下開展工作?

  黃大年的大腦一刻不停地高速運轉。他常常來到辦公室對面的“茶思屋”,放一段音樂,斟一杯咖啡,然后,倚在吧臺旁邊,望向墻上懸掛的、一張張地學前輩的肖像照片。

  時光退回到半個多世紀前:新中國剛剛建立,國家建設時不我待,建校籌備如火如荼,政務院財經委員會礦產地質勘探局副局長喻德淵致信,向正在北京的李四光征詢意見,李四光提筆回復:“今天人民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

  人民的需要,國家的需要,這就是一切追求的原點。從這個原點出發,黃大年腦海中的關系脈絡網不斷延伸——

  “咱們學校有學者參加南極科考,能不能研制全地形車,完成在極寒、溝壑、全時段極限條件下的通訊、交流和作業?”

  “‘云端遠程控制’技術發展很快,能不能開發野外作業醫療看護車?這個目前在國內還是空白啊。”

  “還沒有任何一個國家能夠在南極內陸地區鉆取冰下基巖巖心,能不能在海洋資源與安全領域跟建設工程學院、環境與資源學院聯合做些事情?”

  ……

  科學是嚴謹的,但離不開奇思妙想。巴爾扎克說:“真正的科學家應當是個幻想家。”

  黃大年就是這樣的“幻想家”。

  與探測儀器專家合作研發深地探測儀器裝備,與機械領域專家合作研發重載荷物探專用無人機,與計算機專家合作研發地球物理大數據處理與解釋系統……在黃大年想要構建的“科研特區”中,沒有什么不敢想,也沒有什么不能做。當很多人還站在2.0時代,他已經望到了4.0時代。

  每冒出一個新想法,他馬上去找熟識的專家探討一番。然后,連夜查找資料、進行調研論證、設計實現路徑。有的人一邊和他討論著,心里也犯嘀咕:黃老師說的怎么都像童話,能實現嗎?

  然而“大年童話”的擁躉越來越多:眾多“海歸”慕名而來,馬芳武、王獻昌、崔軍紅等“千人計劃”專家也在他的游說下相繼落戶吉林大學。黃大年的辦公室里常常高朋滿座,眾人圍繞一個問題談得眉飛色舞,辯得口干舌燥。

  時任吉林大學統戰部副部長任波知道,為了編織一張更大更密的科研網絡,黃大年付出了不為人知的心力。

  2013年10月,歐美同學會舉行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黃大年作為海歸科學家代表應邀出席,現場聆聽了習近平總書記的講話,內心備受鼓舞。

  他回到長春后不久,就主動打電話給任波,“國家對海歸這么重視!我們更應該傾盡所有報效祖國!擔任會長的事兒,我就不推辭了!”

  任波又驚訝又感動,愣在電話那頭說不出話來。彼時,學校留學歸國人員聯誼會正在醞釀改選,大家心服口服的會長第一人選,就是黃大年。可他實在太忙,任波提過一次之后,就再也不好意思找他。

  黃大年欣然出任,其實還有別的“算盤”。他覺得,從國家需要和世界一流角度看,我們雖然努力了,但還很不夠,還得快馬加鞭,招攬更多高端人才。

  他把目光投向“海歸”群體,一個腳步匆匆的身影,就這樣走進了吉林大學300多名海歸知識分子的靈魂。聯歡郊游、調研開會,只要不出差他保證場場必到,陪大家唱歌、為大家照相。

  有一次,學校為海歸人員組織藝術沙龍,那是黃大年回國后第一次走進KTV,按要求,每個人都要唱一首。黃大年很謙虛地對任波說:“哎呀,我特別喜歡唱,可就是一到高音就跑調。”

  在大家鼓動下,他上去唱了一首《壟上行》,結果一發不可收,《我的中國心》《祖國,慈祥的母親》《我的祖國》……他一首接一首。

  唱畢,大家一致認為,當天的麥霸是黃老師。任波問他:“黃老師,你知道麥霸是什么意思嗎?”他像個孩子似的興奮地說:“麥霸?是一種榮譽吧?”

  他的回答,讓大家愣住了。這個把愛國歌曲唱得如此高調的大年學長,是多么樸實而率真!他那顆童話般的純真之心,征服了所有人!

  2014年學校中秋晚會,黃大年因為一首歌,落淚了。

  演唱者藝術學院副教授姚立華剛走下舞臺,發現黃老師在舞臺的一角等著她。她走上前去,剛想問候,竟發現這位大專家的眼角掛著淚珠。

  黃大年一字一頓地說:“姚老師,聽了這首歌我感動得落淚,請理解,我們常年在國外的這些人,對祖國的愛很深、很深。”

  彼時,姚立華剛剛從俄羅斯深造歸國,她十分驚喜地發現,自己在演唱這首歌時所投入的情感,都被黃老師感受到了。

  作為我國著名歌唱家、聲樂教育家郭淑珍的弟子,姚立華把演唱的質量看得很重。曾經,每每駕馭《我愛你,中國》這類高難度歌曲,她心里多少有些“小滿足”,后來,到了國外,很多華人聽到這首歌都會淚流滿面,她感到他們對祖國的愛是那么真,就像孩子對母親的依戀,這種歌者與聽者的互動,讓姚立華內心深處的情感被點燃了。回國之后,遇到黃大年,更讓她發現,在自己身邊,還有如此同頻共振的人。

  祖國,就像生命中最激越的音符,撥動著黃大年的心弦。那一首首歌,也讓他與一大批海歸學者分享著同樣的心、難得的情。

  “我和大家一樣,沒有‘深厚感情’就不會回來并喜歡上這塊零下20多攝氏度的黑土地;沒有‘科研激情’、沒有‘心情的陽光’和聊以自慰的‘藝術的陶醉’,就不會有始終如一的堅持、初衷不變、童心難改。”深夜“冒泡”,黃大年常常在吉大海歸微信群里分享工作成果,和大家聊聊知心話。

  他就像個鄰家大哥,關照每一位“大家庭”里的海歸人員,引領著大家去尋找回國后的坐標。

  2014年7月,在水下通訊和水下網絡領域備受矚目的吉大校友崔軍紅回國探親,經人引薦見到了黃大年。

  “中國水下國門洞開”,黃大年直入主題,語氣中的憂慮讓崔軍紅深有共鳴。跟黃老師從事的深地探測一樣,崔軍紅從事的水下通訊在國內也面臨著高端設備依賴進口的處境。

  “咱們學校的新興交叉學科學部正在醞釀,你可以申報國家‘千人計劃’,回國創建智慧海洋研究中心,大家集中合力,一門心思把一件事做好……”聽著黃大年的話語,崔軍紅有些心動,但也顧慮重重:一方面,她在美國的平臺已足夠大,如果和黃老師聯手做事情,應該前景可期。但另一方面,她已在美國生活16年,自己能否適應國內情況,也有些拿不準。

  黃大年看出她的猶豫,邀她到自己的團隊參觀交流,又給她展示近年來的項目成果。崔軍紅問道:“黃老師,咱們要搞海洋探測,可是吉林沒有海啊?”黃大年躊躇滿志地說:“沒關系啊,哪里有出海口我們就向哪里去啊!只要有決心就能把事情做大。”

  吉林沒有海,但眼前這位學長海一樣的胸懷深深觸動了崔軍紅。2016年6月,崔軍紅作為“千人計劃”專家簽約吉林大學。

  從那以后,黃大年成了她的精神導師。每當她有困難、發牢騷,黃老師都會用親身經歷鼓勵她,“你看地質宮現在很好,當時屋頂都是漏水的;修建無人機庫的時候,也遇到很多問題。這么多人,這么多環節,都需要時間,我們還是要有勁頭、有耐心,事情總有一天會做成的。”

  事情總有一天會做成。這個信念,燃燒著黃大年生命的燭火。而那澄凈的光,照亮著一位又一位學者前進的道路。

  “黃老師,您該休息一下,最近您太累了。”一天中午,“千人計劃”專家馬芳武來找他探討問題,一看他兩眼通紅,就知他又是一夜未眠。

  “沒事兒,再吃兩個烤苞米就好了!”黃大年掄起手臂,伸展了一下說,“對了,有個在新加坡工作的賈繼偉回來探親,晚上我叫了他來我家,你也來,咱們一塊兒吃餃子。”

  “你那么忙,怎么還讓人去家里?”馬芳武說,“咱們在外面吃一頓也行啊!”

  “沒事兒,就是要讓這些年輕海歸感受感受,現在國內不比國外差!”

  就這樣,他拉著馬芳武等人借“千人計劃”聯誼會、吉林大學留聯會等平臺,不斷尋找、聯絡海外高端人才,想盡各種辦法吸引他們留在國內、扎根吉大。

  2016年9月,一份報告交到了校務委員會的案頭:在黃大年的倡議下,經過為期一年的醞釀討論,吉林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學部籌備初期工作宣告完成,一個輻射地學部、醫學部、物理學院、汽車學院、機械學院、計算機學院、國際政治系等的非行政化“科研特區”初步形成。黃大年也成為吉林大學新興交叉學科學部學部長。

  于平看著報告默默發呆:交叉學部這件事,當初大家心里都沒太有底,可是黃老師硬是把一個個虛幻抽象的概念,漸漸都變成現實,把各個學院、學校內外的力量,慢慢擰成一股繩。

  黃大年看著報告深深舒了口氣,他的頭腦里立刻又蹦出一連串問號:手機會不會變成我們身體的一部分?交通樞紐能不能變成拓撲網?汽車能不能實現無軌運行?外太空能不能開發礦產……

  如今,曾經對“大年童話”的質疑已湮沒無聞,一個個“大年童話”正在變為現實,在衛星通信、汽車設計、大數據交流、機器人研發等諸多領域,一個個“奇跡”正在涌現,幾乎覆蓋吉林大學近三分之一的專業。其間,又衍生出許多新課題、新方向、新學科,由“大年童話”孕育的“科研特區”未來將有望帶動上千億元的產業項目!

  是熔巖,也是清流

  一天深夜,黃大年的好友、時任中科院地質與地球物理研究所副所長楊長春接到了他的電話。聊了沒幾句,楊長春就聽出黃大年情緒不對。其實,他已風聞“圈里”一些議論,大概是說黃大年“不食人間煙火”“不懂人情世故”。

  比如,項目啟動要先寫規劃,有些專家承擔的科研任務比較多,不能全程參加,他不論名頭大小,一律通報:“如果想要點卯掛名,就不用來了。”開論證會,無論什么人在場,他發言從不穿靴戴帽、寒暄客氣,而是直面問題,一針見血。

  又比如,參加項目評審,他語氣和善,卻隨時“開炮”:數據引用有問題,他立刻指出;指標參數不清晰,他不予簽字;PPT里有錯字,他也要一一糾正。

  黃大年想不通,說:“這都是按科學規范做事,為什么有人不理解?”

  楊長春勸他道:“你剛回來,人生地不熟,你這干的全是得罪人的事。”

  可是黃大年卻說:“我就是想干成事,不這么干不行啊。”

  很多機構和單位想要參與深探專項第九項目。黃大年不看介紹材料,也不提前通知,直接鉆進人家的實驗室和車間,查驗對方的資質水平。“相中”了以后,他就直接給對方打電話,上來就和人家說:“我有個上億元的項目,你們的技術符合我們的要求,我可以提供經費,一起合作完成這個項目。”接電話的人一開始還一頭霧水,以為是騙子,有的還曾打電話到吉林大學核實真偽。

  有一段時間,劉財陪同黃大年外出拜訪、爭取經費,發現“大年到了人家那兒,從不談錢”。

  有一次,見財政部一位司長,兩個多小時,黃大年“掰開揉碎”地只講國際上都在做哪些尖端技術,這些技術對中國有什么用,似乎把經費的事情忘在腦后,讓一旁的劉財暗暗心急。沒想到那位司長還沒聽夠,中午把他們留下來吃了盒飯,此后不僅痛快地批給經費,還一直追著黃大年做項目。這種情形在平時是很少見的。

  有自認為和他關系不錯的專家找來,想替某科研機構“拉點兒經費”,他一句“我沒有敵人,也沒有朋友,只有國家利益”,直接把對方噎了回去。后來對方發現,就連黃大年所在的吉林大學也沒有多拿一分錢。

  黃忠民看他整天飛來飛去,手頭的項目卻大多給了外校,十分不解地問他:“我說大年老師,你為什么要把自己搞得這么忙?你忙我們地探學院的事情我當然大力支持,忙吉林大學的事情,我也非常支持,但是你幫其他高校和研究機構出謀劃策,幫他們設計項目,他們是我們的競爭對手,他們要爭取到一大塊錢,可能意味著咱們這邊要少一部分經費了……”

  黃大年卻十分耐心地對他說:“忠民,咱們不能那么狹隘,我們要站在國家層面來考慮問題。我們能力之外的,就應該聯合國內更多高校共同來把事情做好。”

  對于美好的人生品格,朱光潛這樣詮釋:“以出世的態度做人,以入世的態度做事。”

  黃大年就是這樣一個人——以出世的態度做學問、搞研究,超然物外;以入世的態度愛國家、愛科學,殫精竭慮。

  但有一次,超然物外的黃大年發了大火。

  按照要求,深探項目第九分項要召開月度項目課題組長視頻答辯會。

  “怎么回事?小王,你都催過了嗎?”黃大年邁著大步,急匆匆地跨進會議室的門。

  “都催過了啊,黃老師。”王郁涵偷偷瞄了一眼墻上的鐘表,9點50分了!

  此時項目千頭萬緒,正是確定各個課題具體目標的關鍵階段。距離開會還有10分鐘,要求提前上交的材料還沒收齊,多個視頻會場的人也沒到齊。

  “人浮于事!”大手一揮,黃大年突然把手中的滑蓋手機砸向地面,手機屏幕摔了個粉碎,在場的幾個人都驚呆了。

  “我們拿了這么多納稅人的錢,怎么就能如此草草做事呢?匯報的PPT不好好做,開視頻會也不按時到?我們得遵守契約精神啊!”那天會后,黃大年還在生氣。王郁涵默默地把手機遞給他,屏幕已裂成了蜘蛛網。

  事后,黃大年和董樹文坦言道:“我有時很急躁,我實在無法忍受有人對研究進度隨意拖拉。我擔心這樣下去,中國會趕不上啊!”

  “大年,你要服水土,很多事情要慢慢來,逐步跟你的想法對接!”董樹文善言道。

  “那不是我!要是那樣,我就不用回來了!”黃大年執拗地說。

  董樹文因此得出一個結論:別看大年平時樂呵呵,急脾氣上來很犟的,“九頭牛都拉不回來”。

  空談誤國、實干興邦!黃大年著急啊!他急一身絕技施展不開,他更急在深探領域祖國和世界看得見卻摸不著的差距。他想用5到10年,使我們國家成為在國際上真正具有競爭力的、掌握高精尖技術的國家,他覺得就應該抓緊實干!

  黃大年堅持以項目管理的方式抓科研協同。他提出“滾動中淘汰”,“前期給了500萬元,干得不行,下一期的錢就收回來”。“千人計劃”專家王獻昌很吃驚,“錢都答應給了,怎么可能收回來呢?”

  可黃大年硬是拉下臉來,在管理中形成了中國科研前所未有的倒逼機制。

  楊長春理解他:“大年追求的是科技的極限,他不是去搶跑,而是在做事情之前,就先想明白科技的巔峰在哪兒、極限在哪兒,他想到了極限,就爭分奪秒去跨越極限、趕超極限,這就是他著急上火想去突破的原因。”

  高平也跟他深談多次,到最后黃大年說:“咱倆聊過以后我心里好受多了。我回來干嗎?不就是要迎接這些挑戰嗎?!我一定會適應環境,努力去改造環境。”

  在祖國的科學事業面前,黃大年的激情就好像大地深處的熔巖,噴薄而出,奔流向前。

  深探專項經常開會,特別是在策劃重大專項時,議程常常是今天通知、明天開會。可身在長春的黃大年十次有九次都會按時出現。董樹文說大年是出勤率最高的核心專家組成員。

  高平問他:“你累不累?前天剛走,今天又來。”他卻說:“這么重要的會我一定要來。”

  高平很感動,她從沒看到黃大年疲憊的樣子。看著他聚精會神的樣子,她不知道他犧牲了多少自己的休息時間,又可以想象,他是怎樣行程滿滿,天南海北地奔波。

  會議討論時,黃大年的那種方式一開始讓董樹文也受不了。他跟人們也交流過,會上最直言的就是黃大年,臺上還沒講完,他底下就給你“搗亂”。

  “院長,這個目標我認為定得有點兒不太科學!”

  董樹文隱忍地問:“大年,你等我講完再說行不行?”

  結果黃大年愣是回了句:“不行!你們不能這樣說!”

  慢慢地,董樹文意識到這不是壞事,間接地也就接受了。此后,凡是深探項目的會議,大家把事情都放在桌面上討論,不再“彎彎繞”,也沒了背后的“小動作”。

  深探專項第九項目做第一次年度匯報的時候,黃大年的課題按次序被排在最后。他上臺匯報的時候,已是下午了,底下的領導和專家走了一大半,剩下的人也都滿臉疲態。黃大年當著眾人的面跟董樹文“發飆”了,“領導怎么這么不重視?兩天的會,第一天下午就走了。你也不重視!”

  “我怎么不重視了?”

  “裝備是深探事業的硬件基礎和關鍵支撐,你把我的匯報安排在最后一個,大家都沒有興趣聽了,自然也就不會有什么意見反饋,這么做還有什么意思?”

  董樹文聽了,覺得有道理。第二年匯報,他說服其他項目,把第九項目安排在了第二個,結果黃大年就像孩子得了塊兒糖,心滿意足。

  從會議形式的創新,到項目機制的變革,深探專項不是第一塊“試驗田”。一張表格上,密密麻麻記錄著7年間黃大年一力承擔的諸多項目。還有許多項目,無法在這張表格上一一列出。

  2016年6月1日,在北京舉行的“國家‘十二五’科技創新成就展”上,黃大年與中國科技界首位諾貝爾獎得主屠呦呦、國際著名量子通信專家潘建偉、國際著名生命科學專家施一公等,一起上榜、名列前茅。

  很多人并不清楚黃大年從事的地球探測項目究竟有何深意,但卻記住了他和善的微笑,還有他簡潔明快的座右銘:“為夢想而行動的人是不會被埋沒的。”

  為夢想而行動!7年間,黃大年帶領400多名科學家創造了多項“中國第一”:地面電磁探測系統工程樣機研制取得顯著成果,為產業化和參與國際競爭奠定基礎;固定翼無人機航磁探測系統工程樣機研制成功,填補了國內無人機大面積探測的技術空白;無纜自定位地震勘探系統工程樣機研制突破關鍵技術,為開展大面積地震勘探提供技術支持;萬米大陸科學鉆探工程樣機“地殼一號”橫空出世,超深井大陸科學鉆探工程向前邁進……

  而刮起“大年旋風”的深探專項,更是以第九項目的結題為標志,深部探測能力已達到國際一流水平,局部處于國際領先地位。我國深部探測5年取得的成果超過了過去50年,國外專業期刊這樣評價:中國已正式進入“深地時代”!

  有些成果,是看得見的貢獻;有些事情,是潛移默化的影響。

  高平說:“大年對待科學是很‘任性’的,他不唯上不唯權不唯關系,不允許‘你好我好大家好’,帶回來一股清流。”

  以至于有些會議他不到場,有些部門的負責同志就會問:那個“愛提問題”的專家怎么沒來?科技部的一位同志認為,“黃大年能圍繞一個問題講到方式方法的層面上,而不是提出‘瓶子沒擰緊’‘線畫得不直’等表面的問題去規避風險。”

  很多青年學者見了他,總是“既忐忑又期待”,忐忑的是任何瑕疵都逃不過他的“火眼金睛”,期待的是他不僅會提出課題報告中有哪些問題,還會提出下一步怎么改進、怎么規劃、怎么轉化成產品。

  黃大年說:“我在國外時接待過很多國內的團組,我很想把所有知道的都告訴他們,不要再走彎路。”

  楊長春感到,如果一個首席科學家,認真地、帶著情懷去做一件事,這件事或多或少、或快或慢還是會推動起來的。有很多過去感到“不舒服”的人后來也感到,黃大年的建議是有益的、真誠的,也開始向他求教、與他交流。

  漸漸,只要知道他在學校,總會有本校的、外地的青年教師來請教,在辦公室門口排起長隊。別的學校要申報課題,只要他認為符合國家發展戰略,他就幫人家跑項目、跑資金,把競爭變成了合作。

  王郁涵開玩笑說,“得準備個叫號機”了。那些學術問題,哪有那么容易講清楚,可是黃老師從來不嫌煩,會給他們掰開揉碎地講上兩三個小時。

  輪到他自己的事情,他卻抽不出時間了。學校領導幾次催他抓緊申報院士,他婉拒:“先把事情做好,名頭不重要。”代表單位參加學術會議或講座,他能一口氣準備十幾頁的材料,但要讓他填報個評獎材料,半頁紙都不到。

  他的團隊分分合合。有的人覺得跟著他撈不著名頭,走了;有的人迫于養家糊口的壓力,也走了。為了留住“剛剛冒出的苗子”,他一次次找學校、想辦法,掉過不止一次淚。

  有人勸他:“黃老師,咱也當個領導,這些問題不就好解決了?”可他說:“要是需要這些,我就不回來了。我們是為國家做事,只要塌下心來,水到渠成。”

  一次,高平到吉林出差,特意去黃大年的辦公室看了看。他熱情地帶著她從這間屋走到那間屋,從這個設備看到那個儀器。

  看到這些與國外完全接軌的開放研究空間,高平問他:現在這里是不是有你在國外工作時的影子?黃大年高興地回答說:“你看!我有一支團隊了,不是我教他們學,我們是一個共同創新的整體,將來是要干大事的!”

  黃大年最得意的是他設計的茶思屋。在507辦公室的對面,有一間10幾平方米的房間,干凈素雅,沙發、音響、投影、吧臺……入門處的書架上,擺放著最新出版的國際期刊和學術雜志。直通屋頂的歐式酒柜上,團隊的獎狀獎杯擺在最上面,白酒、紅酒、香檳擺在中間,下面微波爐、咖啡機、面包機一應俱全。

  從一間空屋子開始,黃大年用自己的錢,一點一點添置了茶思屋的各種家當。在這里,他常會愜意地煮一壺咖啡,與來訪的外國專家交流觀點。或是叫上三五團隊師生,來一場“頭腦風暴”。每年圣誕節,這里的圣誕樹、蛋糕、水果、啤酒,還有空靈的圣歌,都令他仿佛回到劍橋生活。

  黃大年拉著高平在茶思屋門口合了影。高平驀地發現,大年鬢邊的白發多了,肩膀有點兒塌,臉色也沒有在國外時滋潤。可是他站在那里,那種意氣風發的感覺,仍似一個朝氣蓬勃、以夢為馬的青年。

  “大年號”無人機:完美弧線的背后

  “顯利,不用說了,咱不干了!”

  2014年9月的一天,507辦公室,黃大年一拍桌子,厲聲打斷了團隊成員于顯利的匯報。

  王郁涵送進來一杯咖啡,知道是無人機庫的事情進展不順,勸道:“黃老師,您先消消氣。”

  “是啊,您消消氣,您看咱們都走到這步了,現在不干太可惜了。”于顯利也勸。

  于顯利的手里,攥著一張紙,那是搭建無人機庫的審批申請。作為移動平臺探測技術研究的關鍵環節,無人機的研制與存放需要機庫。而機庫作為臨時建筑,在選址、搭建、消防、管理等方面涉及學校多個部門,需要逐項審批。

  這件事,黃大年交辦給于顯利。可是過了大半年,簽章只進行了一半。

  每個部門,必須一把手簽字;簽字順序,需要依照部門職能排序;每個部門的一把手,都有幾個校區的事情需要處理,如果起初跟一個部門約好了,結果有事耽擱晚來幾分鐘,就只能再約下次。趕上一把手出差,就得等上十天半個月。

  把這些字簽完,就可以給無人機安家了。

  黃大年盼啊,盼啊,那個在年輕時就曾經萌發的夢想也終于可以安家了。

  在英國時,他和同事們漸漸掌控了移動探測技術。每次隨外方艦艇出海研究,望著在甲板上輕盈飛起而又平穩落下的無人直升機,他都會在內心慨嘆:什么時候,中國也能擁有這樣的技術?

  現在,隨著“重載荷智能化物探專用無人直升機研制”項目的推進,這個夢想越來越近了!

  一連數月,黃大年一頭扎進這個新項目的調研,一有空就跑到無人機模型銷售的店鋪,看看這個、再試試那個,有幾次店主都要打烊了,他還賴著不走,最后只能自己掏錢,直接把模型抱回辦公室,像是撿了個寶,樂得合不攏嘴。

  樣機采購回來,需要趕緊搭建機庫,但讓黃大年沒想到的是,機庫搭建竟然如此曲折。

  一開始,團隊在食堂旁邊的空地上找了個位置,一圈審批跑下來到了公示的時候,附近的老百姓不干了,說蓋上以后把自家房子的光擋沒了,一鬧就闖進了地質宮。

  靜靜的走廊上,幾個大爺大媽吵吵嚷嚷走了過來。

  “就這兒,這就是那個黃大年的辦公室!”

  黃大年聞聲出來:“你們有什么事?”

  “你就是黃大年啊?聽說你要蓋什么無人機庫?你為啥非得在我們家門口蓋?把我們的光都擋了!你要蓋,我們不同意!”幾個人你一言我一語的,鬧起來了,更有甚者不管不顧地指著他的鼻子,罵得難聽。

  黃大年十分和氣地給他們講道理:“這是國家的項目,我們是在為國家做事,還希望你們支持我們啊。”

  來人根本不聽,被勸回去之后又幾次三番鬧到學校。實在沒轍,只得在地質宮旁邊的空地上勉強擠出一塊地方。

  這么一折騰,就到了10月。雖是秋天,可長春的封凍季節眼看就鋪天蓋地地來了。好不容易批下來的機庫,就在最不適宜的季節動工了。

  黃大年找到先期去北京進修學習無人機技術歸來的退休教師王永泉,請這位校內有名的“動手大王”幫忙組織施工。

  從設計草圖到打地基,從搭建鋼板骨架到做圈梁和墻圍,王永泉幾乎天天蹲在工地。他知道黃老師把這一塊看得很重,他也明白黃老師知道國家戰略往哪兒走,“他往哪兒指,大家就跟著往哪兒奔”。

  天氣漸涼,黃大年自己掏了千把塊錢給王永泉,叮囑他每天給施工人員購買食品并熬制紅糖姜水,給大家暖暖身子。他說:“王老師,如果施工時間太晚,就請大家吃頓飯,錢不夠千萬要記得和我說。”

  入了冬,機庫的架子終于搭起來了。只要不出差,黃大年總要過來看看。有些工程只允許夜間施工,他就加完了班,直接拎著面包和可樂來了。

  長春的冬夜難熬啊!太陽一落山,外面就是零下20多攝氏度,鋼架結構的機庫儼然就是冰庫。黃大年蹲在一邊,草草糊弄兩口,就開始幫著工人們遞工具、搬建材。有時實在太冷,他就找件軍大衣,直接套在羽絨服外面。

  2015年3月的一天,就在機庫即將竣工的時候,于顯利突然發現機庫臨街的大門上貼了一張告知書:“限該建筑所有權人于2015年4月2日前自行拆除。逾期不拆除我局將依照有關規定申請有管轄權的人民政府依法強制拆除。”

  于顯利立刻三步并作兩步地跑到地質宮,把這個情況告訴黃老師。黃大年立刻向學校做了匯報,又給有關部門打了報告,大意是“這屬于搞科研的民事建筑,不用的時候我們就拆掉了”。對方回復“收到了”,一時風平浪靜。

  然而,一直讓人隱隱不安的事情,還是發生了。

  一天剛過正午,突然有學生推開門:“黃老師,有人要來拆機庫!”

  黃大年騰地一下站起來,徑自沖了出去。學生們也跟在后面,都趕了過去。

  機庫門前,水泥地面映著正午的陽光,微微有些晃眼。一輛卡車正對大門,發出轟隆隆的聲響。

  黃大年對著領頭來的人說:“不能拆!我們打過報告的。”

  “我們不知道什么報告,這是違建,必須拆!”

  黃大年沒有工夫思考,他的心里只有機庫,它就像個難產的孩子,他實在接受不了它的夭折!

  卡車的引擎咆哮著,掀起氣霧般的灰塵,彌漫在空氣中。

  這時,黃大年突然閃身向前,直挺挺往車前一躺,此刻的他只有一個念頭:除非從我身上壓過去!

  卡車停了,車頭的前蓋還晃晃悠悠地抖著。

  學校領導趕來了,黃大年在空地上躺了許久,迎著刺目的陽光,那陽光刺得他的眼睛一陣酸澀。

  工人們傻眼了:原來這個“打下手”的是個大專家啊!

  無人機庫保住了。黃大年卻被很多人看成了“瘋子”。

  黃大年聽聞,毫不介意,“中國要由大國變成強國,需要有一批‘科研瘋子’,這其中能有我,余愿足矣!”

  有了機庫,無人機可以開始做實驗了。黃大年發掘的兩個苗子要上場了。

  博士生周帥對無人機的興趣是被黃大年“鼓吹”的。“老師說他在海外做探測,飛機在上面飛,他跟同事們就在一旁喝咖啡,咖啡喝完了,活兒也干完了!”

  黃大年送周帥去做操控手,學費很貴,他二話沒說,直接從工資里取了3萬元。兩個月后,周帥順利結業,黃大年捧著他的執照,像孩子一樣開心地笑了。

  黃大年又找到曾在大慶油田工作的張代磊,培養他專攻無人機操控與探測儀器搭載。

  無人機搭載探測儀器,并不是簡單地把機器放置在無人機上,要考慮載荷、連接、平衡、減震、飛行距離、數據監控等一系列復雜因素。為了完善技術參數,黃大年常常連夜查閱資料,然后實地對測試工作提出指導建議。

  一次在保定,黃大年帶著資料滿臉倦容趕到測試現場,累得實在挺不住了,就躲到工作車里去打盹。在中國地質大學工作的老同學張貴賓恰好也來了,想拉著大年敘敘舊。找到他時,愣住了:在無人機測試車的轟鳴聲中,大年就裹著件夾克,蜷著腿睡著了,像極了工地上席地而臥的農民工……

  就是這位“科研民工”,組織研發和集成智能化無人機搭載平臺和相關減震穩定平臺,攻關低磁低靜電特殊材料組合、垂直安全起降、快速穩定平移等關鍵核心技術,形成了吉林大學在無人機領域高起點的新興研究和交叉學科發展方向。

  就是這位“科研民工”,主動聯系中國航空學會組織部領導和吉林大學校領導,促成吉林大學加入中國航空學會;當得知浙江余姚想要發展無人機產業,主動帶著團隊到當地進行對接合作;他在多個部門和機構間奔走,推動吉林省建成“無人機產學研用基地”……

  轉眼到了無人機成果展示的關鍵時刻。“吉林大學留學人員助推吉林省無人機產業發展行動計劃”的啟動儀式要在琿春市舉行,但黃大年因為連續熬夜右眼角發了炎,他自己沒在意,竟用一根牙簽挑破了眼角的腫塊,結果引發嚴重感染,有人建議活動推遲,可他卻堅持按原計劃進行。

  還能更高、更遠!在黃大年的心中,這個愿望是如此強烈而又迫切。即使眼部的疼痛讓他無法入眠,只要看到那伸展的機翼、加速度地騰飛,他就心滿意足、樂而忘憂了。

  無人機出彩了!琿春的活動成功了!黃大年精神飽滿、忙里忙外,主持論壇、發表演講,到生產企業進行指導,又組織近兩個半小時的試飛演示。從始至終,他眼角覆著厚厚的紗布,但嘴角卻掛著欣慰的微笑。

  姚立華依稀記得,試飛成功后,黃老師和他的愛人張艷一同出現在慶祝現場。大家請他講話,他突然說:“今天是個特殊的日子,我要給我的妻子唱首歌。”事后才知道,那天正好是張艷的生日。

  一首《愛在深秋》,讓姚立華看到黃老師的另外一面。她心里反復在想:黃老師看張老師的眼神里什么都有,歉意、疼愛、無法分身的無奈……他不愛家嗎?他真什么都不顧了嗎?他心里有家人、有朋友,但他想用他的生命創造一個更大的價值!

  這更大的價值究竟是什么?姚立華始終在慢慢品味:黃老師的愛很大,不是兒女情長,而是遠遠超出常人的境界。他之所以這么拼命,就是希望我們的國家強大,得到國際尊重,站在他的高度,他心里擔負的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的使命感。

  瞿秋白在犧牲前曾說:“光明和火焰從地心里鉆出來的時候,難免要經過好幾次的嘗試,試探自己的道路,鍛煉自己的力量。”

  黃大年的無人機,就是涅槃重生的鳳凰。

  無人機的技術日臻成熟。2016年12月13日,于顯利帶著三個學生,剛剛把無人機運到廣州,參加即將舉行的“千人計劃”專家科研成果展,黃大年卻被醫生強制住院,無法參加。

  于顯利在微信上給黃老師匯報:“我們計劃18日出發,18日晚上到達,19日和20日兩天布置會場,這樣時間充裕些;剛才與您的學生唐水亮聯系上,他也是18日到達,我們會齊心協力把展會辦好,彰顯黃老師團隊的科研成果,不辜負您對我們的期望!”

  “出息了,頂個了,真高興!”看著于顯利發來的照片,黃大年微信里豎起大拇指。

  收到這個回復,于顯利心里暖暖的。他當時還不知道,這是黃老師給他最后的留言。

  2017年1月4日傍晚,賈繼偉和張代磊在醫院陪護,黃大年最后一次從ICU被送進手術室。張代磊扶著推車,心疼地望著黃老師:他的身體因積水而嚴重浮腫,胳膊上、腹腔里,看得見、看不見的地方全都插滿管子。

  落日余暉,此刻正撒在黃大年臉上。他突然瞇起眼,微微舉起手臂,試圖擋住那簇微弱的光。張代磊見狀,連忙用手給黃老師遮住。

  黃大年的生命,就從此刻起,與天地間的萬丈陽光隔絕了……

  得知黃老師去世的消息,姚立華懵了,她想了很久,想不通,又想了很久,想通了。

  她想起黃老師在無人機放飛儀式上唱起的那首“情歌”,她想起有一次他說,他一定要學會《我愛你,中國》……

  可是,黃老師太忙了!為了他熱愛的事業,他幾乎放棄了所有他喜愛的消遣,就連唱歌這樣一件再普通不過的事,對他來說也是一種奢侈。

  2016年10月2日深夜,黃大年曾把《我和我的祖國》的歌詞一字不落地發進深探項目微信群,告訴大家“如果今夜難眠,戴上耳機聽聽小提琴曲《我和我的祖國》,動聽悠揚,遐想入睡”。

  一個多月后,他又在“吉大海歸群”里詢問曾在校慶晚會上合唱的《共和國之戀》。“一天一夜沒睡了,那么長時間剛吃完一頓飯,就想聽她!”

  偶爾在差旅間隙聽聽這些歌,黃大年渾身上下的力氣又回來了。他把生命之火燒得更旺,為了“她”繼續奔跑、攀登,直到最后一刻!

  生命倒計時

  2015年9月的一天,司機劉國秋給黃大年的秘書王郁涵下了最后通牒:“小王,連著3天半夜拉活兒,這咋整?給多少錢我也不干了!”

  電話里,王郁涵趕緊說好話,“坐車的老師很辛苦,劉師傅您好心幫幫忙吧!”

  劉國秋是王郁涵為黃大年找的網約車司機,也是唯一一個能和黃老師“將就”的司機。

  黃大年常年坐北京到長春的最后一班航班。按正點是凌晨1點35分落地,可一遇上晚點,就得后半夜了,誰都不愿接這種單。

  這一次,電話里王郁涵好說歹說,劉國秋只得勉強答應,“反正是最后一回了”。

  到了這個鐘點,零零星星的乘客中,黃大年背著大書包的樣子很顯眼。劉國秋悶悶地下了車,幫他打開車門,他依舊樂呵呵地喊了一聲:“劉師傅,辛苦了!”結果劉國秋卻沒抬頭,只是勉強應了一聲。

  上了車,黃大年察覺劉國秋情緒不高,似乎看穿了他的心思,突然提高了聲調,很認真地說:“劉師傅,我做的事都是為國家,你拉我也是為國家作貢獻。”

  他這么一說,劉國秋心里一震,不由回頭看看他。透著路邊的燈光,他看出黃大年一臉疲憊,心里一震:“一直感覺這小老頭兒挺精神,應該是個大人物,還真不知道他到底是干啥的。”

  2015年開始,黃大年有一半的時間在出差。他的日程表上,有些日程只標注一兩個字,還有些臨時通知的根本來不及記錄。

  起初,劉國秋和同事們輪番接送黃大年,到了后來,別人都不愿拉他,只剩還算熱心的劉國秋“一個人遭罪”。

  黃大年出差,永遠訂最晚一班。晚上10時的飛機,計劃晚上8時走,他在辦公室的事情還沒弄完,每次都要晚個十幾、二十分鐘才能出發,最后一刻登機的情況也不鮮見。

  好幾次走到車門邊上,黃大年還在和學生講問題,劉國秋在一旁急得直跺腳,只能拽著他就往車里塞,“再不走就真要誤飛機了!”

  黃大年坐定了,總會笑呵呵地說一句“劉師傅,抱歉啊,讓你久等了”,然后從雙肩包里掏出三個用塑料袋套著的烤苞米,往劉師傅手里遞一個,“我吃兩個,這是你的,我先吃,饞你哈。”

  拉上黃大年,這輛車牌為“吉AAG629”的速騰車就會上演“速度與激情”。劉國秋總是想盡辦法,趕抄近道,黃大年則邊啃苞米邊打電話,說的都是中文,可劉師傅幾乎完全聽不懂。偶爾,有個十分八分鐘的空閑,他就和劉師傅拉拉家常,有幾次還聊起他家鄉廣西的特產。

  10月的一天,劉師傅又在黃大年家居住的小區門口干等,他正要給王郁涵撥電話,讓她催催黃老師,一抬眼,看見黃老師拎著小皮箱,急匆匆走過來。劉師傅正要準備接過皮箱,幫他放到車后廂里,黃大年突然身子一倒,撲到他身上,劉師傅趕忙扔下皮箱,用手扶住了他。

  幾秒鐘工夫,黃大年緩過勁兒來,說了句:“沒事了,咱們走吧。”

  劉師傅一聽愣了,問道:“你還走啊?!”

  “一定得去。我就是太疲勞了,沒睡好覺,沒休息好。”黃大年摸了摸額頭。

  “你真該休息一下,要不別去了。”劉師傅還想勸他,又怕自己多嘴。

  “劉師傅,這個會特別重要,你必須拉我去機場。”

  沒過幾天,“十三五”重點研發計劃要赴京申報,劉國秋把黃大年、于平送往機場和團隊師生會合,瞧著他臉色非常不好。于平一查,北京霧霾,飛機飛不了,就和劉國秋兩個人一路輪番勸他別去了,好好回家休息。

  走到半路,兩人終于把他說通了。黃大年說讓于平自己去,先送于平去火車站,沒想到抵達火車站,他又說啥也不干了,絕不能扔下師生們自己回去。

  相處久了,劉國秋能感到,黃老師雖然臉上笑呵呵的,其實“犟得很”,誰都拗不過他。

  出差回來,經常還是最晚一班。見面第一句總說:“劉師傅辛苦了,實在不好意思,又這么晚回來。”然后就坐到后排,車子剛開動,就打起鼾來了。

  黃大年常常倚著車門、睡得很沉,不招呼根本醒不了。劉國秋擔心他碰開車門掉出去,只好把左后門的門鎖改裝了。后來,還是瞅著不落忍,就從家里拾掇出一套毯子和枕頭,黃大年上車了,好歹睡著舒服些。等待晚點飛機的時候,劉國秋自己也會用著瞇一會兒。

  偶爾,趕上黃大年沒睡著,劉國秋好心勸他:“你是不是得休息休息,你總這樣身體不行。”看他整天捧著苞米啃,他也說他:“你也不能整天吃那玩意兒。”可黃大年總是說:“沒事兒,我身體啥事兒沒有,需要我工作的地方太多了。”

  是啊!需要黃老師的地方太多了!

  作為他的助手,于平根本無法準確說出黃老師同時在參與多少個項目的科研工作。

  師生們開玩笑,除了長春機場的夜班地勤,見他次數最多的成了地質宮打更的大爺。地質宮晚上10時要清樓鎖門,不出差的時候,黃大年常常凌晨二三時離開。趕上飛機晚點,第二天又要開會,他就直接趕回辦公室,拽出書柜里的棉被湊合一宿。

  起初,打更的大爺很不情愿,找到院領導那里去抱怨。黃老師知道了,賠著笑臉,還時不常給大爺的小孫子捎點兒零食。

  有一次,他深夜下樓梯,迷迷糊糊想著問題,一腳踏空,從樓梯上跌了下來崴了腳。大爺心想,這幾天肯定見不著黃老師了。可沒想到,第二天他又一瘸一拐樂呵呵地來敲門。大爺也被他的精神打動了,說“以后無論多晚,喊一聲就行”。

  連打更大爺也被折服了,這就是“拼命黃郎”的生物鐘——

  清晨,長春的太陽起得遲,畏寒的鳥兒還瑟縮在窩里。黃大年在辦公室睡上兩三個鐘頭,就爬起來工作了。他從沙發上坐起來,伸伸胳膊抻抻腿,到外間拎個水壺,倒些隔夜的溫吞水在白瓷臉盆里,刷個牙,擦把臉,就快步下樓來到不遠處的校園面包店。

  不帶餡兒的菠蘿包,他總要捎上一袋,沒有菠蘿包,就要白切片,回去灌上一大杯黑咖啡,就埋首在成堆的資料里。有一次,有人好奇他為什么不買帶餡兒的面包,他回答說“老看資料,弄臟了麻煩”。

  中午,大家叫他去食堂,他盯著電腦,目不轉睛,常常是吃“兩個烤苞米就行。”苞米帶回來早就涼了、硬了,他依然吃得津津有味。趕上烤苞米的路邊攤沒出攤,他就從書包里再掏個菠蘿包,繼續奮戰,直到深夜。

  2016年1月,深探項目課題答辯,黃大年帶著大家熬了半宿,幾十份材料總算準備差不多了。突然,他發現一張配圖不合適,就要求馬上改正,全文重新校對、打印。大家勸他先回去,可他還是堅持等著審看,一直到了凌晨3時。睡了兩三個小時,就起來準備當天上午的答辯。

  同一個團隊的“千人專家”王獻昌就沒看見他正經吃過飯,不禁擔憂地勸道:“大年,你這是拿命在做科研啊。你這樣下去,就是鐵打的身體也會扛不住啊!”

  可他卻走到辦公室窗邊,舉了舉放在那里的啞鈴,笑著說:“獻昌同志啊,我們雖然努力了,但還很不夠。我是活一天賺一天。”

  2016年6月27日,黃大年暈倒了。

  臨近正午,507辦公室內突然傳出“嘭”的一聲,驚動了坐在外屋的王郁涵。她推開門,看到黃老師躺在地上,趕緊拽過他的書包,找出他叮囑她準備的速效救心丸,給他塞到嘴里。

  過了一會兒,黃大年醒來,對王郁涵說的第一句話是:“不許跟別人說。”王郁涵頂著黑眼圈,飛快地看一眼黃大年辦公桌上小山一樣高的一摞材料,默默地應了。

  深探專項答辯進入最后倒計時,他們已經熬了將近3個通宵。黃大年更是逐頁檢查、反復推敲。“這個項目,可是凝結了我們團隊6年的心血,一點兒不許松懈。”黃大年像是在跟王郁涵說,又像是在喃喃自語。他走到辦公室門口,關上門,在沙發上躺了20分鐘,就趕往北京參加答辯。到了賓館,已是晚上11時,他把師生們匯總的全部答辯材料拷貝出來,就一個人回了房間。

  那又將是怎樣的一個不眠之夜啊!

  第二天下午2時30分,黃大年揉了揉布滿血絲的雙眼,又含了幾粒速效救心丸,以慣有的自信完成了歷時兩個半小時的答辯發言。

  專家組驗收結束后給出結論:項目成果整體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這是國內同類項目評審中的最高評價。

  由此,中國重型探測裝備技術研發實現了彎道超車,完成了跨代飛躍!

  那一天,很少沾酒的黃大年一口氣喝掉半瓶,他在微信朋友圈寫下這樣的感言:

  我和我的團隊成員5年多來沒輕松過,最近一段時間沒睡好過,有累倒的,有因委屈而憂郁的,有半道放棄的,還有失去家庭生活的……我在最后一刻也終于沒撐住,終于倒下,是吃著救心丸上驗收場的,別人替代不了。但是,正是這些項目能為吉大培養出一幫“瘋子”和“狂人”,一批能打硬仗的精兵。

  身體已經發出強烈預警,可黃大年卻依然像一臺永動機,一刻不停。

  他的內心時常涌出巨大的不安全感。他擔心在科學的競跑中,取得的任何成績都將馬上成為過去,他生怕稍微慢一步就被落下了。

  這種“不安全感”、這種“本領恐慌”,讓這個“拼命黃郎”更加瘋狂,像只陀螺轉到了極限!

  看著他加班加點卻眉頭緊鎖的模樣,楊長春知道,大年需要不斷地去破除、否定、推倒自己已有的東西,去實現一點一點地提高、趕超。他已經找到了追求事業和夢想的巔峰狀態,勝利的時刻應該不遠了!

  正是這個“拼命黃郎”,每年幾十次往返于10多個科研機構,協同幾百位科學家并肩奮戰,用5年時間完成了西方發達國家20年走過的艱難路程。

  在他牽頭項目下設的尖端裝備重力梯度儀的研制上,我國數據獲取的能力和精度,與國際的研發速度相比至少縮短了十年,在算法上則達到了與國際持平的水平。

  也正是這個“拼命黃郎”,又從戰略高度提出研發我國大深度、大面積、高效率的快速移動探測系統和綜合地球物理資料處理解釋系統。在他一次次不辭辛苦地向有關部門講解后,國家批復了3億多元的科研經費,比預期申報的增加了1億多元。

  “如果沒有一種強烈的熱情,誰能這樣堅持下來?”看著黃大年因為科研進度欣喜若狂的樣子,董樹文也時常想起他剛剛回國時的情形:這個從一開始很不習慣、不習慣我們開會、不習慣我們討論的人,做出了怎樣的努力和改變,才能引領協調這么多科學家完成這么多、這么大的項目?

  黃大年的生命,在向科學事業的巔峰進軍中,迸發出耀眼奪目的火光。可支撐這火光燃燒的身體,卻加速著迎向死亡。

  2016年11月29日,日程表上龍飛鳳舞地標記著“第七屆教育部科技委地學與資源學部年度工作會”。這天凌晨,在北京前往成都的飛機上,黃大年又暈倒了。

  “病人什么情況?”凌晨2點,急救車一路開進成都第七人民醫院急診大樓,醫生一邊推著擔架床,一邊看著這個面色青黃、臉冒虛汗的中年男子。

  “在飛機上,他說胃很疼,就昏過去了。”同行的一位同志焦急地回答。

  “他吃什么了?”

  “他今天沒顧上吃飯,登機前就喝了一瓶冰可樂。”

  “可樂?”醫生帶著懷疑,想為他做初步檢查,卻怎么都拿不開他抱在懷里的電腦。過了一會兒,他終于醒來,睜眼看到醫生微微一愣,又趕緊摸了摸懷中的電腦,喘了一口氣,又對旁邊的同志說:“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請把我的電腦交給國家,里面的研究資料很重要。”

  這臺電腦,在黃大年眼中,比命還重要。他從國外兩手空空地回到國內,這臺電腦里裝的,都是他嘔心瀝血的精華。

  這一晚,黃大年都抱著那臺電腦,睡得很不安穩。早晨一睜開眼,他就撐著爬起來。護士趕過來勸他做進一步檢查,他卻塞了一把速效救心丸,背著書包奔出病房,“還有個會,挺重要的,我得去。”

  當他匆匆跨入成都市翔宇賓館的會議室時,有人下意識地了看表,黃大年怎么會遲到?也有人注意到,這個總是一絲不茍的人今天有點兒不一樣——

  他的那件黃色呢子西裝皺得厲害,背也挺得不直,臉色泛著青黃,下巴上還有沒刮干凈的胡茬。直到登臺演講,他才恢復了往日的神采,一邊熟練地演示著他無懈可擊的PPT,一邊滔滔不絕地導出他最新思考的問題。

  回到長春,黃大年被強制做了體檢。他叮囑于平不要告訴其他人,以免影響工作。還沒出結果,他又跑去北京出差。

  檢查結果:疑似膽管腫瘤。

  于平一下子懵了:這種病怎么會落到了黃老師身上?!

  那天晚上,于平在家附近的一間咖啡館坐了很久,直到止住哭泣,才敢接起黃老師不斷打來的電話。

  已近午夜,黃大年剛剛興高采烈地和一些專家探討了一些問題,又來詢問一些工作的落實情況。于平強打精神回答著,卻一遍遍在心底問著自己:“黃老師身體這么好,卻出了這樣的問題,這是為什么?為什么?……”

  她想到他沒白沒黑的作息,想到他草草了事的飯食,想到他一杯接著一杯的黑咖啡,想到他敞開窗吹著冷風提神,想到他有幾次腹部痙攣的奇怪發作,想到他越來越不愛下樓、越來越瘋狂地工作……

  她怨黃老師啊,每次勸他要注意身體,他總是走到窗邊,炫耀式地舉舉杠鈴說:“我們地質人,翻山越嶺,走南闖北,身體好啊!”

  她恨她自己,每次黃老師錯過了體檢,她都沒有堅持己見,硬拉著他去醫院……

  她還想到了黃老師這兩年時常掛在嘴邊的話:“我是活一天,就賺一天。”

  為什么,黃老師要說這么不吉利的話?

  一種可能的答案,后來是在他家中發現的——

  黃大年離開后,王郁涵陪著黃大年的妹妹黃玲去家中整理遺物。房子空空蕩蕩,從門廳到臥室,好像很久沒有人住過。走進臥室,打開衣柜,有很多沒拆包裝的羊毛衫和襯衫。

  “原來,黃老師不是沒買,而是沒時間打開。”王郁涵的眼淚刷地下來了。

  她想起黃老師身上的襯衫都洗得軟塌塌的,每次問他怎么不換幾件新的,他總說“洗舊了的貼身,舒服”。

  有一次,她發現黃老師常穿的一件羊毛衫的胳膊肘破了,她用手指了指,提醒黃老師。黃老師一看,圓圓的臉上咧出一個憨厚的笑:“沒事兒,不耽誤穿。”

  正在她出神的時候,黃玲走了過來,眼圈紅紅的:“給你看一樣東西。”

  黃玲拉著王郁涵走到床邊,打開床頭柜上的三個抽屜。打開的瞬間,王郁涵下意識地用手捂住了嘴——

  三個抽屜里,滿滿地堆著藥:膽舒膠囊、六味五靈片……

  眼前突然浮現出一幅畫面:凌晨二三時,也許更晚,張艷等得太久,已經睡下。黃大年到廚房倒了一杯熱水,然后悄悄地走進臥室,從床頭柜里拿出一板藥,坐在飯桌前默默吞下……

  永遠的“班主任”

  “黃老師太累了,他只是睡著了。”每天,離開地質宮五樓,當電梯門關上的一剎那,喬中坤仍會下意識地回望一眼,507辦公室的燈是不是亮著,那個頭戴鴨舌帽的胖老頭會不會從里面走出來……

  這個高高個子、斯斯文文的男生,開始慢慢去接受一個殘忍的現實:黃老師是真的永遠離開了。

  4年前的9月,喬中坤揣著專業第二名的保研成績單,忐忑地敲開了黃大年辦公室的門。

  終于要面見心中的偶像了。早在讀本科時,黃老師給新生上的第一堂專業公開課就讓喬中坤折服了。

  “你好,中坤,請坐。”沒想到,黃老師直接從辦公桌邊起身走過來,招呼他坐在沙發上,還為他倒了一杯水。

  面試的機會實在寶貴,這個從農村考出來的孩子攥著成績單,不知說什么好。瞧出他的緊張,黃大年主動給他講起了自己的求學史和在國外工作的經歷。然后,等到氣氛輕松了,他才問起他的家庭情況、學習興趣、業余愛好、理想規劃,等等。

  整整一下午,喬中坤感覺黃老師就像家中長輩,已經非常細致周到地為他把未來的發展都考慮到了。最后,黃大年握了握他的手,微笑著說:“中坤,歡迎加入我們的團隊,你要做好心理準備,跟我做科研的日子會很苦很累,但一定很值得。”

  很快,喬中坤就理解了什么是“很苦很累”。也理解了師哥師姐為什么打趣地說黃老師是典型的“一絲不茍的處女座”。

  黃老師的筆記本電腦上,給每個學生都建了學習筆記和讀書報告文件夾。不出差的時候,他會到實驗室,挨個詢問每個人近期學了什么、想了什么、遇到什么困難。出差了,他就在機場、車站和開會間隙通過郵件查改作業,或者開視頻會議在線答疑。

  寫一份研究報告,每個文字、每個標點,黃老師都要反復琢磨、逐個推敲;做一個PPT,從配圖到解說,他也要精心指點,出差途中想到什么也會立刻發來。

  有一次,有學生把一個科學術語的大小寫弄錯了,黃老師提出要修改,那個學生嘟囔了句“其實業內人士都能明白”,結果黃大年嚴厲地批評道:“大小寫區別很大,會導致多重理解,科學容不得半點兒馬虎,更不能有絲毫懶惰。”

  對團隊師生的論文,黃大年也非常上心。他親自指導、逐字修改,但拒絕署名,“要記住,做科研絕不是寫寫文章。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有老師勸他,帶學生差不多就行了,用不著管那么細。可他卻認真地說:“我們的國家,太需要人才。現在多用點兒心,他們中就有可能出大師。”

  在很多人看來,做科研可以出成果,帶學生那是捎帶手,可是黃大年心中,教師是他最看重的身份,因為他始終忘不了,在人生的不同階段,那一段段勝似親人的師恩。

  初中時,由于父母被下放,黃大年被送到一所鄉村“五七”中學寄讀,半年才能見一次父母。學校里有很多優秀教師,多數是身體情況不佳的知識分子,他們清瘦、認真,盡心盡力地傳授知識,溫和儒雅地對待學生,像極了他的父母。

  黃大年曾回憶說:“在這段經歷中,我無意中接觸到了中國式教父的形象。他們在求索知識的道路上堅毅、刻苦、頑強和清貧的品格深深地影響著我們。”

  1978年2月下旬,經過4天3夜的長途跋涉,黃大年抵達長春火車站后,大老遠就看見了舉牌接站的老師。一位個頭不高的老師一邊關切地問他腳有沒有因長途坐車而浮腫,一邊幫他扛起行李一路送到學生宿舍。

  這個從炎熱的南方來到東北的青年,被老師們的熱情包裹著。看到他沒有棉褲,老師就連夜縫制;看到他基礎薄弱,老師又幫他補課。在師生情誼的溫暖中,他作為一個下放知識分子的后代感受著被尊重的快樂,也向往著“為人師者”的崇高。

  后來,人在異鄉,他的英國導師也曾專程開車來實驗室接他,邀請他一起回家過圣誕節。那些暖融融的點滴經歷,不僅讓黃大年感念了大半生,也讓他深深意識到,一個優秀的科學家,應該是專業領域的領跑者,更要做學生成才的陪伴者。

  2010年8月的一天,黃忠民來找他,語氣有些遲疑,試探著問道:“大年,咱們學院想設置‘李四光’本科實驗班,想邀請一些大專家擔任班主任……”

  “沒問題,我愿意。”黃忠民心頭一熱,他沒想到“已經把一分鐘掰成幾瓣用”的黃老師沒有絲毫推諉,立馬就應了下來。

  新學期開學,“李四光班”的教室里先后爆出兩次歡呼聲。第一次,是黃大年神采奕奕、滿面笑容地走上講臺,同學們被他“不凡的氣度”徹底征服。第二次,是黃大年宣布為全班二十四名同學每人發放一臺筆記本電腦。黃大年說:“要想探索前沿的科學,首先要掌握先進的手段。”

  為了讓學生們開闊眼界,他幫助他們訂閱期刊,送他們出國參加一些國際會議,回來后有一些支出不可以報銷,他當場就把票據撕掉了,然后自己掏錢補給學生。

  黃大年的辦公桌旁有兩張椅子,兩臺電腦。倒不是因為“闊綽”,而是專門為學生準備的。學生來了,就坐在黃大年身旁,一人一臺電腦,討論清晰高效。有時,他碰見學生們有公式和計算方面的難題,就隨手拉張椅子,手把手教起來。

  每次,當他為學生講完一道題、推導完一條公式,他常會對他們說:“你們的競爭對手在外面,要以國外一流高校的學生為榜樣,追趕強者并超越他們。”

  學生們常常覺得,黃老師是天底下最忙的老師。可無論他們走到哪里,都覺得黃老師好像就在身邊。

  傍晚時分,如果走廊里傳來又急又重的腳步聲,學生們就知道,黃老師來了。他會一間一間屋子走過去,挨個詢問大家吃沒吃晚飯、有沒有問題。

  “絕不能虧待了這幫孩子,絕不能耽誤了這撥人才。”這句話,黃大年常掛在嘴邊。

  地質宮頂樓冬冷夏熱,黃大年給每個實驗室配備了電暖氣、電風扇,到了暑期就讓妻子張艷給學生們煮綠豆湯,用大鍋盛著送過來,入了冬又讓張艷包餃子給孩子們吃;霧霾天,他給學生們買口罩,還教給大家正確的佩戴方法;怕孩子們想家,他幾乎每個節日都讓學生去家里吃飯,油煙過敏的他還親自下廚做油燜大蝦;出國時,他會帶著兩個空箱子專門給學生買禮物;接學術電話時會開著免提讓學生們一起聽;學生畢業回來看他,他也要請吃飯,問學業長進;誰沒有對象,他也要操心,恨不得幫別人規劃一輩子……

  2014年的國慶節,黃大年又帶同學們去凈月潭徒步。風拂楊柳,碧波云影,醉人心神。黃大年背著相機,健步走在前面,一會兒給大家照相,一會兒又和男生賽跑。

  他發現張代磊、張沖和周帥三個人默不作聲地跟在大家后面,就悄悄來到他們身邊,輕聲對他們說:“是在為讀博士的學費發愁嗎?如果手頭不夠,先別向父母開口,我這邊給你們墊上。”

  第二天,王郁涵單獨交給三個學生每人1萬塊錢,說是從學科經費里節省出來的。第二年的學費也是這么解決的。后來,同學們申請了國家助學金,補齊了這些費用。直到黃大年去世,他們才知道,當年學費都是黃老師用自己的工資給他們墊付的。

  黃大年發自內心地愛學生,一有時間就想和他們在一起。

  2016年4月,為了給學生做報告,他從長春輾轉北京、南寧出差,插空趕回長春做了報告,當天又趕回京。回長春待了幾天,復去天津,第二天又回來給學生做報告,馬上又趕赴河南……黃老師就像一部永不停歇的馬達。

  學生們也愛他。可是黃老師越來越忙,大家多想和他多待一會兒,一起吃吃飯說說話啊!

  2016年9月8日,學生們買了蛋糕、水果,跑到黃老師家,同老師和師母一起慶祝教師節。

  學生們聯名寫了一張賀卡,被黃老師擺放在書柜中最顯眼的地方。大家是這樣寫的:

  親愛的黃老師,在別人眼中,您是位儒雅而又有風度的大學教授、健談而不失風趣的聞名學者、博學多識精益求精的科學大家。而在我們眼中,您更是傳道授業、解疑釋惑的嚴師慈父,幽默風趣、推心置腹的忘年之交,多才多藝、帥氣爽朗的吉大“歐巴”。老師您辛苦了!

  誰也沒想到,那是黃老師度過的最后一個教師節。

  12月5日,黃大年住院前最后一次出差回來,照舊先回了辦公室。

  和往常一樣,同學們都到他辦公室門前排隊問問題。排到王泰涵時,已是晚上9時多了,他探頭一看,黃老師靠在椅子上,神態疲憊,就說:“老師您回家休息吧,我明天再問。”可黃大年拍了拍旁邊的椅子:“沒事,來吧。”

  一個多小時后,4個問題解答了兩個,黃大年說:“剩下那兩個我再思考一下。你吃飯了嗎?我請你吃飯吧。”王泰涵才意識到,從機場趕回來的黃老師還沒有吃晚飯。

  黃老師入院的第二天,點名讓王泰涵過去。一進病房,打了一天點滴的他就從床上坐起來,招呼王泰涵挨著床邊坐下。

  “我這兩天一直思考你提出的后兩個問題,現在就在這兒給你講講。”邊寫邊講的黃老師手腕里還埋著針管,胳膊也有些顫抖,不停地喘著粗氣。

  王泰涵眼眶發熱,趕緊低下頭做筆記。黃老師陸陸續續講了40分鐘,他一字不落地都記在了本上。過了一會兒,黃老師不說話了,王泰涵再抬頭,才發現老師睡著了。

  淚水再也無法抑制地奪眶而出,“敬愛的黃老師啊,您已經累成這樣了,惦記的還是我們的學業……”

  7年間,在黃大年指導的研究生中,共有14人獲得省部級獎勵,8人獲得國家獎學金,3人獲得“李四光獎”。在給學生設計研究方向時,他總是考慮每個人的興趣愛好和發展前途,并與國家需求緊密結合起來。每個學生都像一塊璞玉,被黃大年發掘著、打磨著。

  他發現侯振隆喜歡推導公式,就給他買些專業書籍;他鼓勵周文月學好英語,建議她多看英文電影;他要了張代磊在線申請的賬號和密碼,對赴外交流提交的各種材料反復確認,錄取結果公布了,他第一時間告訴張代磊,又叮囑研究細節……

  6月的吉林大學校園,有一年中最美的風景,這是黃大年最開心的時候,每年學生們畢業答辯后,他都要背上相機,拉著他們到處拍照。

  今天,喬中坤穿著筆挺的西裝,又一次來到507辦公室,坐在沙發上與黃大年的遺像合了一張影。對著照片上微笑著的黃老師,他捧著畢業論文,哽咽著念了摘要,又念了致謝詞:

  ……

  茶思屋通告欄里貼滿了與您的合影,每天路過時我都會駐足停留,回憶您的點點滴滴;

  課桌上擺放著您帥氣的照片,仿佛您就在我的身旁,督促著我勇往直前;

  無數個夜里夢到您,夢中的您還是那樣溫暖慈祥,夢醒后淚水濕透被角……

  現在,黃老師不在了。他只記錄了他們的青澀,卻沒能見證他們的成熟……

  學生們去實驗室學習的時間比以前更早了,晚上回宿舍的時間也更晚了,就連周末休息也是全員到齊。很多學生記得黃老師說“做什么就要有什么的樣子”,按照他教的樣子擦桌子、整理資料。

  王郁涵每星期都會修剪黃老師辦公室中的綠植。她記得黃老師偶爾看到哪片葉子枯了,都會不開心,他說花長得不好,不是花的問題,是養花的人沒用心;事情做得不夠好,同樣是因為做事的人沒有做到全心投入……

  原本以為黃老師走了,大家就散了,可是沒想到,大家都決心要完成黃老師未竟的事業。

  “等你們學成,再匯聚起來,就是未來中國科技的生力軍。”黃大年曾結合每個人的專業特長、興趣方向、性格特點,將學生置于未來研究的某一個點,最終匯成祖國下一代多學科交叉研究的科研人才網絡。

  現在,學生們就像一粒粒蒲公英的種子,撒播在世界各地。

  有的學生根據黃老師的規劃,赴外攻讀國家需要的專業方向;有的學生進入全國各大科研機構,繼續相關項目的研究開拓;有的學生接過黃老師的教鞭,放棄優厚的工作機會留在吉林大學任教……

  聚是一團火,散似滿天星。

  黃老師說過的話,他們都記住了:

  “不要有太多雜念,要把所有的時間都用在學習上。”

  “做科研絕不是寫寫文章就行。要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

  “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來;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報國。”

  馬國慶說話像“機關槍”,黃大年多次給他輔導,告訴他這該怎么講、那該怎么說。還給他分析、鼓勵說:“你講話快其實是因為你不自信,所以就想著快速結束這個事情。你做得很好,干嗎沒有自信呢?不要害怕,要表現得很自信!”

  有一次,有個學生對他說:“馬老師你一上臺,就像打了雞血,特別精神,講得也透徹。”馬國慶聽后呼吸一滯,緩了緩神,自言自語:“你們沒見過我的老師,他講課那才叫好,他的板書也漂亮。”

  那天晚上,馬國慶又一次夢到黃老師:他從書柜里抽出一沓新整理過的講義,遞給他,笑著說:“我把這個知識講給你,不是只講給你的,是讓你講給更多人的。”

  為什么爸爸會這么忙?

  507辦公室一張直通天花板的日歷表占滿了一面墻,上面字跡潦草,看得出記錄者的匆忙。

  從2016年4月29日開始,日歷表上標注了紅線,一直延伸到5月14日,中間清晰地寫了兩個字:英國。

  那是黃大年回國7年后,破例給自己放的假。5月8日,是女兒黃瀟的婚禮慶典。

  4月26日,黃大年先趕到浙江大學開了一個評審會,28日又趕回吉林大學參加“千人專家”王獻昌的評議會,終于在29日和張艷一起踏上旅程趕往英國。

  這幾年,黃瀟一個人在英國完成了學業、找到了工作。現在,女兒要出嫁了!黃大年激動得有些不知所措。

  動身前,他把唯一的一套正裝西服找出來,前后熨燙一番,又挑出幾件挺括的襯衫,小心翼翼地收在旅行箱中。他發現腳下的棕色皮鞋褪色了,又翻出一雙很少穿到的黑色皮鞋,細細擦拭,穿在腳上。

  黃大年很滿意自己未來的女婿。按照中國家長的傳統標準,這個高大帥氣、金發碧眼的小伙子“學歷很高、彬彬有禮、做人做事都挺踏實”。

  為了湊爸爸的時間,黃瀟和未婚夫把原定的婚期一改再改。每個周末,她都和爸爸熱線聯絡,向他匯報籌備的進展。

  5月8日,這天陽光明媚,在莊嚴的教堂,黃大年一襲筆挺的西裝,盡顯儒雅風范。黃瀟為爸爸和丈夫分別準備了湖藍色的領帶和領結,他們一家四口站在教堂前的草坪上,成了一道美麗的風景。

  黃大年從懷里掏出一塊古董手表,小心翼翼地戴在女兒的手腕上。那是他的母親在他結婚時送給張艷的禮物,他們一直存著,就等著有朝一日傳給瀟瀟。

  婚禮進行曲響起,女兒挽著父親的手臂,穿過眾人祝福的目光,父親把女兒的手放進女婿的掌心,將她的未來鄭重托付。

  接著,父女倆走下舞池,跳起了華爾茲。那是黃瀟長這么大,爸爸第一次陪她跳舞。

  看著瀟瀟幸福的笑容,黃大年不由想起過去的時光:瀟瀟出生那年國內發大水,他給她的名字加了三點水,希望她此生過得瀟灑大方。長大后,他帶著她在劍橋的校園徜徉,在郊區的花園騎馬;她覺得學中文很難,他答應課后陪她打羽毛球,哄著她去上中文班;她跟在他屁股后面修剪花園,又跑到張艷那邊去收拾菜地;他最拿手的菜是肉末和雞蛋炒在一起,也是女兒最喜歡的……

  望著爸爸增多的白發,黃瀟也在回憶小時候的事情:那時,他們一家就住在地質宮的馬路對面。一天晚上,媽媽和姥姥都不在家,黃瀟就拉著樓里一個小伙伴一起去找爸爸。結果撲了空,再折回家,爸爸正在焦急地四處找她。那一次,一向和氣的爸爸發脾氣了,第一次用尺子打了她的手板。

  高中時黃瀟選修美術,第一堂素描課上完,爸爸就來指導了,那時候她才知道,原來爸爸遺傳了爺爺的藝術天賦,他不僅是個體育健將,連繪畫也是信手拈來。

  考大學,黃瀟瞄準了利茲大學,不僅因為父親曾在那里深造,也因為有結構工程與建筑的雙專業設置。黃大年對女兒的志向永遠無條件支持,無論出差到哪里,他都會給女兒背回建筑書,如果在哪里看到精妙的設計,他也會拍下來給她發去……

  后來,爸爸媽媽回到了中國,媽媽常說爸爸很忙,黃瀟就擔心他的身體。倫敦的下午,正是長春的凌晨,黃瀟常會給爸爸打電話:

  “休息了嗎?”

  “還沒有。”

  “爸,你該睡覺了。”

  “我還在地質宮。”

  “那你開車回家路上小心。”

  有好幾次,媽媽告訴黃瀟:“晚上我會睡一小覺,等你爸回來再起來給他煮面條。”黃瀟聽了,恨不能立刻辭職飛回長春,把爸爸從辦公室拽回家,每天監督他吃飯睡覺。

  可她也知道,爸爸的性格很犟,想做的事情一定會堅持。有幾次,她飛回長春來看他們,一家人守在一起,爸爸會興奮地講他在國內進行的項目,講中國又取得了哪些進展。

  可媽媽也跟她講過爸爸堅持背后的艱辛。媽媽說,有時候大年半夜不回家,她放心不下,到辦公室看看,發現他就搭著件夾克,在椅子上睡著了,她只能默默地幫他蓋上被子,靜靜地待一會兒,然后自己悄悄地回家……

  媽媽說,她常在爸爸傍晚忙得廢寢忘食的時候,拿著切成小塊的水果來辦公室看望幾日不得見的他。媽媽跟他說:“你吃點兒水果吧。”可爸爸總是說:“放那兒吧,正忙呢,你先回去。”媽媽有時候會堅持看著他吃完,但經常還是無奈地走了。

  媽媽說,她自己有時候實在熬不過,就叮囑大年身邊的焦健和其他同事多照顧照顧他。她跟他們說:“你們黃老師他平時作息沒有規律,你們在他身邊多提醒著點兒。”

  她聽著媽媽道出的擔心與憂慮,想起了父親在她小時候跟她說過的話:“要記住,作為一個中華民族的兒女,你沒有任何理由不努力;也沒有任何理由不使自己優秀。”

  爸爸回國之后,一家人聚少離多。可黃瀟怎么也沒有想到,一家人在她婚禮上的那次團聚,竟然是他們最后一次團聚。

  1月4日,手術后第21天。黃大年內臟出現大出血,轉氨酶升高、肝功能開始迅速衰竭、心電圖出現停跳……

  命運往往真是弄人——萬里之遙,黃瀟也正在臨盆的陣痛中掙扎。

  劇痛之后,隨著哇哇啼哭,黃大年的外孫降臨到這個世上。黃瀟含著幸福的眼淚,虛弱地對丈夫說:

  “拍一張孩子的照片,趕緊發給我爸爸媽媽他們。”

  此時,黃大年的手機正靜靜地躺在病房的柜子里。

  黃玲聽到柜子里的響聲,看到微信不顧一切地沖進了搶救室,把手機舉到他的面前。

  “哥,哥,你快醒醒,瀟瀟生了,是個男孩兒……”黃大年的眼球開始凸出,他剛剛失去了意識……

  “哥……哥……你快睜眼看看啊,這是春倫,你的外孫啊!”

  照片上,那個黑頭發、圓臉蛋、圓鼻頭的孩子,分明帶著黃大年的幾分神韻。

  春倫,是黃大年住院期間為外孫想出的中文名字:長春的春,倫敦的倫。這是他最難忘、最喜歡的兩個城市……

  他曾說:“地質宮刻有我的夢想,劍河卻永遠留下我的眷戀。”這里,有他的青春、他的母校;那里,有他的奮斗、他的驕傲!

  春倫,濃縮了他的一生,又印刻著他的心跡。

  他是多想親口喚一聲這個名字啊……

  此時,微信群里傳來一條消息:大家都快來醫院!

  學生們正在食堂吃飯,扔下筷子,飛一樣跑到醫院,心急如焚地守在重癥監護室門口。

  突然,ICU那道重重的門開了,醫生說黃大年馬上需要去手術室,他的病一秒鐘也耽擱不得!

  黃老師出來了,他被醫生和護士推著,戴著呼吸機,眼睛半閉著,喘得非常厲害……學生們自覺地退后一步,手攥著手,靜靜為他拉起一道通向手術室的人墻。

  他們多想撲上去,抱住心愛的黃老師啊!他們只能撕心裂肺地在心底呼喊:您一定要醒過來啊!您不能丟下我們啊!

  1月8日13時38分,人們等來了那個令人萬分悲痛的消息。

  沒有眼淚,沒有聲響,張艷就像失了心,聽著醫生最后的通報。黃玲大聲哭著,過去扶住她,那瘦弱的胳膊瞬間冰透了她的手。

  突然,張艷使勁兒掙脫開來,沖進了搶救室。那里,只剩他一個人了,她不能留他一個人在那冰冷的所在。

  正午的陽光透過窗欞,映在黃大年的臉上。所有的搶救設施已經撤去,他躺在那里,面色平靜。

  “大年,你不能走,別丟下我!”張艷俯下身去,緊緊抱住他,把臉貼在他胸前,一遍一遍地哭喊著……

  為了讓他安心,她跟著他回來。為了讓她開心,他在長春最美的南湖畔安了新家。

  他為她做飯,她為他洗衣。他為她照相,她為他彈琴。夫妻那么多年,他還會當眾牽她的手,為她唱生日的祝福歌……

  這個攔也攔不住、拗也拗不過的男人啊,為什么就這樣說走就走,不告而別。

  從此,她再無苦等后的牽掛:“晚上不知道他會幾點回來,做了飯他常常回不來……”

  而他,也再無奔波中的歉疚:“可憐她一再孤獨守家,秋去冬來,在掛念中空守,在空守中老去……我6年前安慰她,再有一年就忙完,再有一年就是劍橋的生活節奏……”

  “現在,黃老師再也不用趕路了”——有學生悲痛難忍,在朋友圈中寫下此刻的心情。

  “不要發,瀟瀟還不知道。”等到黃玲想起的時候,黃瀟卻已經看到了。仿佛從天堂墜落地獄,她瘋狂地撥打父親的電話,想要知道這不是真的。

  “為什么,爸爸,為什么你不告訴我真相?為什么要讓所有人都瞞著我?為什么我會相信你一直在出差……”

  那個世上最疼愛她的人走了。

  從此,白晝與黑夜,不再有分別。悔恨與思念,啃噬著時間。

  “工作是工作,爸爸是爸爸。我和媽媽所失去的,是更加刻骨銘心的存在……我最后一次見到爸爸是在我的婚禮上。我不敢相信這是真的。那是我們第一次跳舞,也是最后一次。太痛苦了!我好恨!”

  可是她卻不能哭泣,因為小小的春倫還在她懷里,還需要她的哺育。

  時隔數月,黃瀟帶著春倫,回到長春。她要回到爸爸媽媽的家,在那里尋找一些他的影子。

  她遇到的每個人都告訴她,“你爸爸干了很多大事”“他是那么好的一個人”。

  很多人問過黃大年:“你何必做到這個份上?”

  他給出了幾乎相同的答案:“你不知道啊,我出國就是從長春這個地方出去的,在外面漂了很多年,也確實得到了各種各樣的培訓和機會。現在想回來,就是為了報效祖國。我什么職務也不要,什么待遇也不求,就是幫助祖國做一些事情。”

  2015年1月,面對多所院校的極力爭取,黃大年依然選擇與吉林大學續簽。

  當時,大年只提了一個要求:再延長兩年,在吉大一直工作到退休。劉財記得,續聘儀式上,大年慷慨激昂地說:“我是帶著夢想回來的,夢想和現實應該在同一個地方找到完美的結合。學校為我的成長和回歸投入了這么多,團隊成員也付出了這么多,我怎么舍得離開這片精神傳承的歸宿之地。這是我的母校,也就是我的歸宿。”

  現在,他找到了他的歸宿。他在祖國度過了生命中最珍貴的七年,他為母校奉獻了自己的全部。這是怎樣熾烈燃燒而又痛快淋漓的人生啊!

  “我的歸宿在中國,回國對我來說,就是落葉歸根。”

  春的覺醒、夏的奔放、秋的收獲、冬的蓄積,他就像一棵大樹,伸展出一片綠蔭,獻出累累果實,將枝頭的最后一抹亮色,都獻給了腳下的大地。

  不知疲倦的黃大年永遠地離開了,把生命中最璀璨絢麗的部分獻給了國家……正如匈牙利愛國詩人裴多菲在詩里寫的那樣:我是你的,我的祖國!都是你的,我的這心、這靈魂!

  “大年不是一個一般的學者,他是有理想、有追求的人,才不滿足于已有的成就。我理解他在英國那樣優越的環境里,他覺得自己已經摸到天花板了,他回國,既是突破自己,也是報效祖國。”高平說,“千人計劃成就了他,讓他能夠義無反顧、全身心地實踐他的理想抱負、一展他的愛國追求。他是濃縮了他的人生,用這幾年的時間凝聚成內心一直深藏的對祖國的愛。這么理解他的逝去更有價值,這也是他愿意投身、愿意獻身的。”

  長春的夜晚,黃瀟走出家門,漫步在南湖邊。清風襲來,她仰望頭頂的星辰,重新體味著爸爸的心境:“我以前會不理解,為什么爸爸會這么忙,甚至忘了他自己?但我慢慢能感覺到,他所做的這些是為了國家,他想著中國會強大,愿意犧牲自己的一些東西。”

  淚痕深處,我心歸處

  1月13日,大雪,長春迎來了零下23攝氏度的嚴寒。

  淚水劃過面頰,打在手上都綻成了冰花。

  長春市殯儀館西辰廳內,此時聚起了八百多人。滿滿一室的黃菊花散著淡香,映著潔白的天花板,驅散了窗外的寒冷。

  黃大年靜臥在鮮花叢中,面容是那般安詳。已經瘦成一把骨頭的張艷守在一旁,沒有眼淚,也沒有言語,她只是默默地看他,仿佛這個世界就只剩他們兩個。

  黃大年穿的是一套黑色西服,里面是白色襯衫,腳上一雙黑色正裝皮鞋。因為身體浮腫,衣服和鞋都是臨時購買的,尺碼比平時大了兩號。

  大家想找一套最莊重的衣服,翻找半天,才發現他常穿的就是那件磨毛了袖口的黃呢子西裝、兩件褪了色的夾克衫、幾件毛衣和洗得泛白的牛仔褲。柜子里還有很多衣服沒有拆封,因為他根本無暇顧及。

  焦健湊過去,看了一眼黃老師的白襯衫。他想確認一下,那么愛干凈的黃老師穿的是不是潔白潔白的。

  幾天前,焦健和其他幾個人幫著家屬給黃老師換了衣服。怎么從醫院出來,怎么去的殯儀館,怎么又給黃老師換了新襯衫,怎么把他送去那冰冷的所在……這些在焦健的大腦記憶中好像被自動刪去了。

  唯一刻在他腦海中的,是黃老師最后一次講話。

  2017年1月1日,新年元旦,手術后第18天。

  病房里,黃大年手臂上插滿了管子。在焦健的幫助下,黃大年認真收聽著習近平主席的新年賀詞。前一天晚上,他已經托護士把這段視頻錄下來,拷貝進電腦里,一連看了好幾遍。

  2016年,“中國天眼”落成啟用,“悟空”號已在軌運行一年,“墨子號”飛向太空,神舟十一號和天宮二號遨游星漢……

  講話中,習近平主席提到科技攻關,黃大年顯得有些激動,他猛地深吸一口氣,用沙啞的聲音對焦健說:“國家對科技創新這么重視……有了國家的決心……我們的技術馬上就要到派上用場的時候……你們都要準備好,加油干啦……”

  說完,一陣劇烈的咳嗽。

  焦健忍著淚,直到出了病房的門他才哭出來。他看見了黃老師眼角含著淚光,他知道這個人沒有一時一刻不想著趕超前沿、不想著超越極限!

  黃大年沒有留下什么話。他唯一的“交代”,是在進手術室前。他和弟弟靜靜坐著,沉默片刻后,他先開口道:“大文,我的保險柜里有一些資料,研究所里有兩臺電腦,我和于平老師也說過了,如果我醒不過來,他們要繼續做下去。其他的也沒什么了。”

  走到生命盡頭,他惦記的仍是他與同事們共同的事業。他最珍視的,還是他與科學這份特殊的“情”。

  2016年2月14日,看到情人節的濃郁氛圍,黃大年曾在微信朋友圈寫下一段耐人尋味的話:

  我是否有情,我情系何處,用不著看別人學別人,與生俱來。真正從事科學的人,往往看重與事業發展有關的情誼群體,面對“知音”常有相見恨晚的遺憾,發展的是與眾不同的情……其實,值得永久珍藏和回憶的東西,才叫作“情”。

  超然于世、至情至真,這就是黃大年!

  當他俯視大地、仰望深空、憧憬大海,他已找到了獨屬于他的、樸素而又雋永的心靈歸處!

  按照長春當地風俗,出殯時逝者要口含銅錢、蓋上黃緞。可焦健覺得,黃老師不是普通的人,他不信這些東西。

  “黃老師應該蓋著黨旗或者國旗走。”黃玲聽了焦健的提議,有些茫然地抬起頭。她比哥哥小了18歲,這些年哥哥經歷了什么、做了哪些事情、心里究竟在想什么,她和大文似乎都搞不清楚。

  2016年7月19日至22日,黃大年受邀參加了中央黨校舉辦的“高層次科技領軍人才專題研修班”。動身前,他在辦公室忙活了一整天,反復整理修改自己的科研資料。

  回到長春,一進辦公室,黃大年就興高采烈地告訴師生們:“我代表討論小組發言了,效果特別好。黨和國家都重視這些研究,咱們還有很多事要做啊!”

  說著,他就打開自己的背包,小心翼翼地拿出了一個塑料袋,打開包裹著的毛巾,里面是一個白瓷茶杯。茶杯下面還配有一個托盤,黃大年特意用餐巾紙包起來,生怕刮壞了上面的金色鑲邊。他打開書柜的玻璃門,把這套茶杯擺在了專門存放各類獎牌證書的格子里。

  王郁涵見了,有些納悶地問:“黃老師你帶個這回來干嗎?”黃大年樂呵呵地指著上面印的“中共中央黨校”字樣給她看,“喏,這是中央黨校發的,我得留個紀念。”

  那段時間,他還找來一本難得的“課外書”——長篇報告文學《長征》。工作之余就拿來認真閱讀,那些在血與火中淬煉的英雄故事,常常讓他心潮澎湃。

  現在,那本鮮紅色封面的《長征》靜靜地躺在書柜中,等待著他的主人。第564頁,他還細心地做了最后的折角。

  這一生,一路長征,黃大年始終向往報國英雄的壯志豪情。中學時代,他曾與一幫部隊子弟生活玩耍,時常把自己當作以一當十的英雄,高喊著“只解沙場為國死、何須馬革裹尸還”的詩句。

  這一生,一路長征,黃大年始終都想做一名堅守到底的戰士。即使暫時和部隊失去聯系,他也終究要回到組織的懷抱。

  1月13日這天,大雪漫天,仿佛要用那潔白覆蓋這世間的一切。

  焦健和黃玲捧著黃大年的遺像從他家居住的小區出發,他們要帶他穿過工農廣場,走過南湖大路,最后看一看他的第二故鄉。

  在小區對面的十字路口,焦健舉起了一個泥做的火盆,用力摔在地上,沖天大聲喊道:“黃老師,一路走好!”

  鉛灰色的火盆碎成很多片,散進了雪地,沒有了聲響。

  長春的老輩人相信,子女為故親摔碎了火盆,他們的靈魂就將砸破桎梏,安然離去,尋找新的彼岸之所。

  焦健仰頭望向天空,他想知道,那一縷忠魂是不是直上九霄,去往他魂牽夢縈的故里?

  那里,有他一生中最安穩快樂的童年時光。在南寧地礦局地質大院的樹蔭下,他一邊畫著和日本鬼子打仗的漫畫,一邊給同學們繪聲繪色地講著故事。

  那里,有他少年時代自立圖強的艱辛跋涉。在輾轉寄讀的幾所學校里,如果老師說“只有一個同學考試得了滿分”的時候,同學們就知道“不用問,又是黃大年”。

  那里,有他父母的墳冢,有無法彌補、難以言說的遺憾。

  2016年清明時節,黃大年專程抽出時間回到老家,和弟弟妹妹到父母墳前。

  “大文、黃玲,我想跟爸媽說說話。”弟弟妹妹悄悄退后,黃大年就坐在墳前,絮絮訴說:

  “爸!媽!你們說的,大年都記著呢。你們說讓我回來報國,我現在給國家做事情,一分一秒都沒耽誤,你們說回來以后離家近一點兒,我也在想辦法和廣西這邊的學校、機構對接,為家鄉建設出點兒力,退休以后,我就在這兒住,陪著你們……”

  黃大年還約上幾個發小,去了廣西第六地質隊的舊址。曾經的小學校、飯堂和球場已經不再,一家人住的房子剛剛被拆,磚塊瓦礫還在原地突兀地堆著。他靜靜站了許久,最終用手機拍下了那殘舊的回憶。

  這一生,從南寧到長春,他走得太遠。從長春到劍橋,他走得太難。從劍橋再到長春,他又走得堅定。

  他曾在朋友圈寫道:“大跨度的經歷難免遭遇各種困難,拼搏中聊以自慰的追求其實也簡單:青春無悔、中年無怨、到老無憾。”

  青春無悔、中年無怨、到老無憾。這就是黃大年追求的人生境界,也是他一生的真實寫照——

  勤奮求學,他在人生的黃金時代勤奮耕耘、流光無悔;歸國創業,他把每一分光陰都用到了極致,把所有的智慧都奉獻給了國家;年近六旬,他跑回家鄉聯系合作,希望家鄉父老跟上科技發展的大潮,他還四處看房,為晚年尋一處聊慰鄉愁的心安之所……

  這一生,黃大年奔波了一輩子,奮斗了一輩子,追趕了一輩子。

  現在,總是難得一聚的人們都趕來了。祖國各地的老同學、并肩奮戰的攻關團隊代表、相關部門的負責同志、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就連一面之緣曾向他討教過的青年學者也來了。

  學生們挑了一張彩色照片做他的遺像,因為“黃老師是那么陽光的一個人,他不需要以黑白作別”。

  照片旁邊擺放幾根烤苞米,幾位大學室友忍不住哽咽道:“大年,你是廣西人啊,上學的時候沒有米粉,你天天去食堂等白米飯,怎么這些年你吃的就是這個啊!”

  高平在痛惜中也在試著去理解大年的離去。

  “大年回國是帶著很多期盼的。他希望在很好的科研環境中可以把創新的點子與國家的發展結合起來。在這個過程中他覺得他可以把個人的能力、作為與祖國命運、科技創新的偉大事業緊密結合,而且他可以在較高層次上釋放已有的經驗,從比較權威的層面公開表達理念觀點,影響一些決策和學生弟子的人生規劃,是一種獲得。”

  司機劉國秋沒有去送別。他依舊開著他的車,行駛在往返機場的路上。他給黃老師備用的毯子和枕頭,還在車后座放著。

  雪花黏在窗前,朦朧了視野,他突然想把車速開到最快,就像很久以前拉著黃老師趕路一樣。

  他很想再拉他一次,就像過去一樣,偶爾拉幾句家常,對著啃一會兒苞米。他很想問問那個小老頭兒,不出差了怎么也不吱一聲……

  1月8日晚上,劉國秋突然想起有一個月沒見黃老師,他怎么突然閑下來了?然后就用手機上網搜索,一條黃大年的新聞的最后一行赫然寫著:享年58歲。

  這是他第一次在網上搜索“黃大年”,也是他第一次發現,原來自己認識“這么一個大人物”。

  “不可能,絕對的不可能!”他馬上給王郁涵打電話:“黃老師咋的啦?”

  王郁涵還在哭:“劉師傅,黃老師沒了。就是今天下午的事。”

  “怎么會這么巧?!”劉國秋喃喃道。

  “劉師傅,這是黃老師在用他的方式跟您說再見呢……”

  雪不再落下,回憶變得滾燙。大地若有情,也承受不了這離殤。

  送走了所有來賓,學生們集體跪倒在黃老師身邊。地質宮那盞長明的燈火熄滅了,他們迎來了“生命中最冷的一天”。

  趙思敏想起,某個夏日的傍晚,黃老師把大家從實驗室拉到操場,帶頭脫下鞋健步如飛,帶大家“做一次免費足療”。

  高秀鶴想起,有一次路過游樂場,黃老師看到大家想玩又不好意思開口,就陪著大家玩遍了所有項目。

  于平想起,黃老師住院前,執意要從家去一趟辦公室整理材料。臨近黃昏,車里放著口哨版的英國民歌《斯卡布羅集市》,黃老師望著車窗外偷偷抹去了眼淚。

  周文月想起,手術室的大門即將關上那一刻,黃老師突然和醫生說想“再看看我的學生們”。他又回到門外,跟他們一一握別。

  周帥想起,平安夜,大家為黃老師布置了病房,擺了很多平安果,黃老師有些出神,后來又在微信群里給大家發了紅包……

  不知是誰先哭喊出聲來:

  “黃老師!讓我再給您磕個頭吧!”

  “黃老師!以后您再不用趕路了!”

  “黃老師!您說過,還有一身本領要教給我們。”

  是啊!有多少相約還沒有實現,有多少感謝還沒有表白,有多少精彩還沒有到來……

  身患重感冒的姚立華強撐著身體,送了黃老師最后一程,從殯儀館回到家中,便高燒不退。那幾天,大年老師的音容笑貌總是縈繞在腦海,她想起艾青的那首詩:

  假如我是一只鳥,

  我也應該用嘶啞的喉嚨歌唱:

  這被暴風雨所打擊著的土地,

  這永遠洶涌著我們的悲憤的河流,

  這無止息地吹刮著的激怒的風,

  和那來自林間的無比溫柔的黎明……

  ——然后我死了,

  連羽毛也腐爛在土地里面。

  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

  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媽,我一定要做一件事情。”姚立華躺在床上、面色蒼白。

  “你說吧。”姚立華的媽媽多次聽她提起過黃老師。

  “我寫了一篇紀念黃老師的文章,但我覺得僅有這種方式還不夠,我要為他再唱一次《我愛你,中國》,我想他聽到會非常欣慰的。”

  踩著齊踝的大雪,姚立華和媽媽相互攙扶著走進錄音棚。錄音師一看她的狀態也勸她:“姚老師,您身體可以嗎?”

  “我想唱出來,讓黃老師帶上走……這是我唯一能為他做的。”

  錄好后,姚立華第一時間發給了任波。手機響了,任波一看,雙手顫抖,默默點開:

  我愛你森林無邊,

  我愛你群山巍峨,

  我愛你淙淙的小河,

  蕩著清波從我的夢中流過。

  我愛你中國,

  我愛你中國,

  我要把美好的青春獻給你,

  我的母親,我的祖國……

  疲倦而沙啞的聲音流了出來。電話兩端的人,流著淚一遍遍反復聽著……

  這一生,兜兜轉轉,走過荊棘密布,也有繁花似錦。有人說他傻,有人笑他癡,他卻報之一笑,毫不介懷:“國家的強大是我的夢想,回來能放棄那么多,就是為了這個,干得那么累,為了啥?還是為了這。”

  最后清醒的日子,他還倚在床上,打著點滴,為學生答疑;他囑咐于平,“把咱們自己的經費再壓縮一些”,確保其他機構積極參與;他記掛姚永明參評副教授,硬是用顫抖的手,寫下一段歪歪扭扭的推薦語……

  為什么啊!黃大年,走到生命盡頭,他想的依然是工作,是別人?也許,正如先哲所言,一個真正熱愛祖國的人,在各個方面都是一個真正的人。

  黃大年去世后,人們從他生前少有的采訪中,更加讀懂了他的心跡。

  2016年12月5日,黃大年最后一次從長春出差到北京,破例接受了新華社記者的專訪——

  我國的入地探測裝備大部分靠進口。如果說我們是“小米加步槍”的部隊,人家就是有導彈的部隊,是這樣一個差別……5年前我們是跟跑,經過我們的努力,到了今年,進入并跑階段,部分達到領跑。

  3個多小時,他的聲音已經沙啞,可說起項目來依然滔滔不絕。看著黃大年疲憊的狀態,團隊成員劉杰幾次想要打斷他,卻只能在旁邊心疼地抹淚。

  我每天晚上都是兩三點睡,沒有周末,沒有周日。一天休息5個小時,有時只休息3個小時。在中國做科學,像我這樣的人挺多的,玩命去干……哪天倒下,就地掩埋。

  “哪天倒下,就地掩埋!”這就是他的選擇,他的歸宿。

  當人們理解了他的信仰,才知他的旅途雖有淚可揮、卻不覺痛苦,他的終點雖提前到來,卻無須悲涼。

  馬克思曾說,我們的幸福將屬于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

  現在,鮮紅的黨旗覆蓋著他,溫暖了他生命的最后時刻。

  人們重新念起他的入黨志愿書,淚水模糊了視線:

  “人的生命相對歷史的長河不過是短暫的一現,隨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騰,呼嘯加入獻身者的滾滾洪流中推動歷史向前發展,我覺得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驕傲和自豪的事情。”

  黃大年之問

  “看到他,你會知道怎樣才能一生無悔,什么才能稱之為中國脊梁。當你面臨同樣選擇時,你是否會像他那樣,義無反顧?”

  離黃大年去世已過了幾個月,馬芳武仍然會不時翻看他的朋友圈,每當翻到這一條,他都禁不住熱淚盈眶——

  2015年4月7日,黃大年把一篇紀念鄧稼先的文章《如果他還活著,今年才90歲》轉到了他的朋友圈。鄧稼先一直是他的偶像。

  那段時間,他主持的幾個大項目和課題已進入沖刺階段。而他卻隱約感覺自己“腳步大不如前”。他寫下這段感言,似乎是在向偶像致敬,又似乎是在問他自己。

  “大年老師做到了,他是在用畢生的精力來接近他的偶像啊!”馬芳武把這條朋友圈轉發后,人們才發現,穿越歷史的星空,黃大年和鄧稼先如此相似。

  鄧稼先——26歲,在拿到美國博士學位的第九天,回到了1950年那個一窮二白的中國;34歲,他用3個“不能說”告訴妻子工作的變動,從此,整整消失28年,回來的時候,是一個直腸癌晚期的病人;61歲,作為中國第一顆原子彈和第一顆氫彈的理論設計總負責人,他一共獲得了國家獎金——特別獎20元,其中原子彈10元,氫彈10元;彌留之際,他仍囑咐要在尖端武器研發方面努力,“不要讓人家把我們落得太遠……”

  黃大年——51歲,在英國迎來人生得意的巔峰時,回到了在很多方面依然“技不如人”的祖國;6年多時間,他“夾在工作與家庭難以割舍的中間,沒人強迫,只是自找,總想干完拉倒,結果沒完沒了,公事家事總難兩全”;58歲,他最后清醒的日子,還在讓助手反復播放海洋探秘紀錄片,繼續思考深海探測的未來方向……

  也有人說,黃大年與“兩彈一星”元勛郭永懷有著驚人的相似。

  1968年12月,郭永懷在青海基地發現一個重要數據,急于趕回北京研究,便搭乘了夜班飛機。誰料,飛機在北京墜毀,當人們從機身殘骸中找到他時,吃驚地發現他同警衛員牟方東緊緊抱在一起。燒焦的兩具尸體中間,緊緊夾著裝有絕密文件的公文包,完好無損!

  2016年11月29日,黃大年在北京去往成都的最晚航班上,疼暈過去兩次。當急救車一路開進成都第七人民醫院,醫生想要為他做初步檢查,卻怎么都拿不開他抱在懷里的電腦。過了一會兒,他終于清醒過來,卻趕緊摸了摸懷中的電腦,喘了一口氣,對旁邊的同志說:“我可能不行了……我要是不行了,請把我的電腦交給國家,里面的研究資料很重要。”

  還有人說,黃大年一生都在追隨他景仰的老校長。

  距離地質宮不遠處的校園一隅,李四光塑像端坐在紅色花崗巖基座上。他身著中山裝,面帶微笑,深邃的目光仿佛在凝望遠方,又像在注視來往的學子。

  2009年回國后,黃大年不止一次,漫步校園,舒緩疲勞。夏天,他常常沿著幽香的花徑,穿過科技之星小廣場,來瞻仰他尊敬的老校長。冬天,他踏著厚厚的積雪,一路看過青松挺立、臘梅芬芳,來到老校長面前佇立、沉思,耳邊仿佛還回響著老校長那句擲地有聲的話語:“我是炎黃子孫,理所當然地要把學到的知識全部奉獻給我親愛的祖國。”

  報春花開了又謝,冰凌花化了又結。如今,地質宮507辦公室再沒有那盞長明燈,可黃大年那般虔誠的仰望仿佛就定格在那里,引起人們無限遐思:

  66年前,新中國第一所地質學校——東北地質專科學校在此誕生,突破層層阻力剛從英國回國不久的李四光擔任第一任校長。那時的中國積貧積弱,李四光是懷著切膚之痛回國的;如今,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中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黃大年選擇回國并為此而獻身,又是為了什么?是冥冥中一種歷史的輪回?還是中華民族魂魄中綿延不息的一種不可阻擋的力量?

  那是一代代科學家對前輩的仰望,那是一顆顆赤子心對祖國的表白,那是千千萬萬知識分子對信仰的守望!

  有一次,黃大年特意約上師兄韓曉峰,一起追憶他們的老師、地球科學學院的張秋生教授。

  1987年,張秋生去非洲參與一個國際合作的地質項目,由于出境時沒有注射疫苗,在非洲染上了黃熱病,回國時飛機還在新疆上空,他就撒手人寰。

  “那個年代出國的機會很少,別人都是帶這帶那,可他一個知名教授,機組人員發現他除了地質標本外,行李中只有半盒沒用完的火柴。”

  兩人說著說著,黃大年就落淚了。后來,在新生開學典禮上,他對學生們說:“在這片充滿‘勵志圖強’靈魂的土地上和校園里,走出了一系列閃光的人物。你們將會認識這些閃光名字的時代風采和可歌可泣的人生寫照。他們的昨天是你們的今天,他們的成就是你們的未來,更期待著你們青出于藍而更勝于藍。”

  現在,黃大年也成為這個校園里,一個可歌可泣的名字。吉林大學常務副校長邴正時常想起他每次風塵仆仆來參加會議的樣子,想起他在校慶大合唱時唱起《勘探隊員之歌》的樣子,想起他一次次為新興交叉學部奔走呼吁的樣子……

  再一次沿著黃大年的足跡,邴正登上地質宮頂層的觀禮臺。偶爾,大年會來這里,沿著長春市的中軸線俯瞰南望,寬闊的文化廣場,聳立的太陽鳥雕塑和高大的長春解放紀念碑,郁郁蔥蔥的南湖公園,以及微波蕩漾的南湖碧水,盡收眼底。那滿眼的綠色中,飄揚的五星紅旗格外耀目。

  邴正落淚了。令他落淚的不僅僅是大年的英年早逝,還有在這片土地上,一代代人血脈中那不朽的精神傳承。盡管歲月流逝,世事滄桑,那種至誠報國的愛國主義精神和拼搏敬業的理想主義精神,還依然令生命澎湃,讓靈魂沸騰。

  不同的時代,一樣的情懷,一代代人掀起振興中華、復興民族的浪潮。

  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廣場上的莊嚴宣告,如激昂號角,召喚海外赤子。“落后就要挨打”的切膚之痛,催促著錢學森、李四光、華羅庚、鄧稼先等1000多名留洋學子沖破層層封鎖,匆匆奔回新中國。

  2013年10月21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歐美同學會成立10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又如徐徐春風,蕩漾在黃大年等海歸科學家的心中——“我們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接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宏偉目標,我們也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加渴求人才。”

  “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曾經,物理學家彭桓武的這句話,激起過后輩黃大年的豪情壯志。

  “能夠越洋求學,獲取他山之石僅是偶然,回歸故里報效祖國才是必然。”現在,黃大年自己的話語也同樣擲地有聲。

  報國正當其時,圓夢適得其勢。祖國的發展與復興的偉業,形成一塊更加巨大的磁石,吸引他們毅然舍棄國外優越的條件回到祖國。

  結緣于“千人計劃”,黃大年與施一公這兩個海歸科學家“沒有單獨吃過一次飯,每次談話不超過半小時”,卻分享著一份最厚重的感情。

  黃大年曾問施一公:“一公,我們身在海外,真切感受到祖國的差距,你是不是也忍不住想要回來,想要擼起袖子大干一場?”

  施一公回答說:“是啊!科學研究不全身心投入,根本不可能有重大突破,不足以解決重大問題,不足以對國家做出同樣級別的貢獻。”

  “一公”寓意“一心為公”。作為世界有影響力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被譽為最接近諾貝爾獎的華人科學家。有人問他為什么回國,他回答說:“我覺得我欠了中國一些東西!”

  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建系以來最年輕的終身教授和講席教授、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500多平方米的獨棟別墅,一英畝的花園……盡數在一夜之間被施一公拋在身后。

  黃大年與施一公,又是何其相似。

  送別黃大年,施一公聲音顫抖,只說了一句:“一個赤膽忠心的人走了。”

  赤膽忠心。這就是人們仰視他的理由。

  他恨不能用生命熔鑄成一把鑰匙,去為祖國打開大地深處的寶藏之門。他更想把自己燃成炬火,去融化科研體制中那些浮于表面的堅冰。

  在生前最后一次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黃大年曾緬懷幾位“默默無聞就走了”的“千人專家”,“在中國做科學,像我這樣的人挺多的,玩命去干,好了接著干。為什么這么干?其實很簡單。國家的事都是大事啊!……能讓中國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有一幫人在拼命,不是我一個人,一幫人全是這種心態,一幫‘瘋子’,我們在一塊兒可熱鬧了,這是一個群體。”

  黃大年曾問楊長春:“我們國家如何走向世界一流?今天科技界缺的是什么?我們憑什么干不過外面?憑國家對科技需求不緊迫?憑我們不努力、不拼命?”

  楊長春知道答案:“他想落實科研規范,他堅持科學不是個人愛好、自由爛漫,只能是國家的根本利益。只有把科研規范抓好,才能使科技的投入產出比提高,科技從并行到領跑的速度加快。”

  楊長春也看到結果,“大年剛回來時,國內的同行正在朦朦朧朧開始摸索著干,硬件和軟件都不太行,他和許多‘千人計劃’專家帶回來系統化的管理思維和技術方法,潛移默化地改變了很多事情。”

  愛因斯坦曾說,不要希求做一個成功的人,要努力成為一個有價值的人。

  這是科學家的價值觀,也是理想者的座右銘。

  “為了理想,我愿做先行者、犧牲者。我已經50多歲了,生命也就這么幾年了,能做出點兒事情,讓后來人有一條更好走的路。”黃大年在接受采訪最后無意中講出的這番話,讓團隊成員劉杰唰地一下流下眼淚。

  彼時,他的頭發已掉了不少,他的眼角已滿是疲倦,但他的神情卻依然剛毅:如果能加快祖國科技的發展進程,這何嘗不是一種負重前行的幸福,又何嘗不是一種國之利器的力量!

  黃大年回國后工作了7年,他沒有行政職務、沒有院士頭銜、沒有學術論文,就像他對大地深處所做的那些研究一樣,幾乎沒有走進過公眾的視野。

  他對采訪他的新華社記者說:“你看我們家,沒什么東西,空空的。我生活很簡單,我的錢都用在什么地方?用在學生身上,資助他們出國,干科研的事情。那么大的項目,吉大一分錢也沒有,我一分錢也沒有,你見過嗎?首席科學家一分錢也沒要,別看項目上億元。我就是喜歡這個事情,就是一種享受。錢什么的沒多想,國家給我的夠用了。”

  馬斯洛曾把人類需求像階梯一樣,從低到高按層次分為五種,分別是:生理需求、安全需求、社交需求、尊重尋求和自我實現需求。在這個物質豐富而極容易使人沉迷的時代,科學家的自我實現,并不是多么奢華的生活、多么顯赫的名氣,而是科學研究為國家與社會,乃至全人類創造的更大價值。

  20世紀50年代,一位物理學家從英國回來,在西北核試驗基地隱姓埋名一干就是20年。直到2013年獲國家最高科學技術獎以后,人們才注意到這位名叫程開甲的白發老人也是“兩彈一星”功勛獎章獲得者。

  有人替他不值:“你如果不回國,成就會更大。”程開甲卻回答:我不回國成就或許會更大,但絕不會有現在這樣幸福,因為我現在做的一切都和我的祖國聯系在一起……

  初心即是永遠。這一生,無論經歷怎樣的艱辛、面對怎樣的困惑,總有這樣一群人,從未忘記自己為了什么而出發,又為了什么依然在路上。

  有人也曾替黃大年不值:“他要是不回國,是不是不會這么苦?”

  “苦嗎?不苦。”

  楊長春替他回答:“從整體上講,大年回國后是幸福的。就像一滴水,不管有多曲折,匯入了大海,融入了潮流,終將改變歷史的潮汐,而那之中,留下了他的印跡。”

  后記

  2017年2月24日,中共吉林省委、省政府追授黃大年同志為“吉林省特等勞動模范”,并作出開展向黃大年同志學習活動的決定;

  2017年4月5日,教育部追授黃大年同志“全國優秀教師”榮譽稱號;

  2017年5月,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對黃大年同志先進事跡作出重要指示;

  2017年5月25日,中國科協、科技部追授黃大年同志“杰出科學家”榮譽稱號;

  2017年5月26日,中宣部向全社會公開發布“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優秀知識分子”黃大年的先進事跡,追授黃大年同志“時代楷模”榮譽稱號;

  2017年5月27日,國務院僑務辦公室追授黃大年同志“至誠報國歸僑楷模”榮譽稱號;

  2017年6月7日,中共吉林省委追授黃大年同志“全省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2017年6月8日,中國僑聯追授黃大年同志“僑界楷模”榮譽稱號;

  2017年7月20日,中華全國總工會追授黃大年同志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2017年7月23日,中共中央追授黃大年同志“全國優秀共產黨員”稱號;

  2017年11月17日,中央精神文明建設指導委員會追授黃大年同志“第六屆全國道德模范”榮譽稱號……

  甘地曾說:我的生命就是我的訊息。

  在尋訪海歸戰略科學家黃大年的過程中,我們曾經無法理解他的生命軌跡。在當下慣見的世俗中,他的很多做法太過“高大上”,似乎“不真實”。我們一直在追問,想尋找一個可以為他的生命做出合理解釋的答案。

  初次到長春采訪,正值春節假期。很多師生卻不回家,他們在實驗室從早忙到晚,有的干脆就在507辦公室外等著,“你們要了解黃老師,需要我們等到幾點,我們就等到幾點。”

  在平凡的相處中,黃大年謙謙有禮、溫潤親和,人們說起他總是念著他的微笑、他的熱情,如父如兄,永遠都在最需要的時候,給予旁人不能及的幫助和關懷。所以當他猝然離去,他的形象就會在人們的點滴回憶中跳脫出來,歷久彌新、清晰而深刻。

  采訪常常不得不中斷,總有一句話讓我們一次次任瞬間迸發的淚水鎖住視線。有一次,采訪吉林大學留學人員聯誼會的三位女同志,我們剛說了句:“請你們就說一說和黃老師相處過程中讓你們印象最深的事好嗎?”結果李麗虹直接捂住臉,泣不成聲;任波抬起了頭,望向別處,拼命抿著嘴,不斷用手抹去眼角溢出的淚;肖晞直接站起來,走了出去。頓時,整個會議室里沒有聲響,所有人用靜默哀悼著“那個像太陽一樣的人”。

  后來,肖晞先開了頭:“什么也無法說服我,什么也無法令我釋然。只是一位老師說的這幾句話還能略略緩解——‘那天參加大年老師的告別儀式,覺得大年老師已經和祖國的山川融為一體,天空中的流云、奔騰的河水,都能找到大年老師的回聲……大年老師,您在哪兒?您還好嗎?您相信生命的輪回嗎?……’”她的話音未落,屋子里又只剩下啜泣的聲音。

  還有一次,是他的助手于平很平常地說起黃老師愛吃米粉,可他工作離家鄉太遠,又在東北,只能趁著到北京出差的時候四處尋覓米粉店。我們正有些出神,于平又接著說,1月13日,送別黃老師那天,她和其他兩位團隊成員正好要連夜坐火車去北京申報課題,那是黃老師生前就布置好的,一定要完成。

  申報通過后,三人一起去了黃大年生前常去的一家米粉店:“黃老師是廣西人,米粉就是他家鄉的味道,我們點了五碗,有兩碗是給他點的。他常說,吃東西可以湯湯水水,但做事千萬不能湯湯水水,唯有認真對待每一個細節,才能成就最好的結果。”

  那一刻,腦海中只剩那兩碗冒著熱氣的米粉,靜靜地等在那里,等著那個再也不會回來的人……

  為什么?很多人,因為時空的阻隔、境遇的改變,漸行漸遠,不再回頭。而他飽嘗半生艱辛,一顆心依然滾燙。

  為什么?他已經站在了人生的巔峰,有多少人望而興嘆、欲求不得,可他卻揮手告別、毅然決然!

  夜深人靜,我們整理筆記,從入黨誓言到畢業贈言,從為了學校科研放棄出國到完成留學任務立刻返回,從聽到國歌會流淚到主動去當申奧志愿者,不同的講述者、相似的情節,讓我們漸漸感到,他的愛國如此刻骨。海漂多年,這份愛太熾熱、太強烈,無法含蓄,也無須掩飾。所以他高調的表達會震撼別人,他燃燒的激情又感染著別人。

  從嘆服到感動。那是同為中華兒女的我們與黃大年產生的共鳴,也是同為知識分子的我們對黃大年心生的親近。漸漸理解,他對母校的戀舊、對祖國的眷念既是一個時代播種在一群人心中的深厚情感,也是不平凡的人生際遇給予他的精神豐盈。

  接觸的人越多,問的問題越細,越感受到他強烈的深情;越是有新的線索,越停不下尋訪的腳步;越是有相似的故事,越肯定了此前的判斷:愛國是我們能找到的唯一答案。因為這份愛,他把祖國的需要都當成國家事業全力以赴,他把每一個學生都當成未來棟梁傾心培養,他把自己的一切都看得微不足道,卻把生命的火光都給了身邊的人。

  這份愛就像一個預設的程序,在童年的教育、少年的成長和半生的奮斗中,已深深融入他的信仰,他愿意用一生去認定,用生命去完成。

  從冬到春,又從春到夏,我們一次次走近他的團隊師生、親朋好友,形成30余萬字的采訪筆記。每天10多個小時的工作,我們沉浸其中,不覺其苦,腦海中總在想象著他深夜奔波在路上的情景,想象著他用一杯杯咖啡和刺骨的冷空氣提神的樣子,想象著他趕到女兒婚禮上那疲憊而又幸福的微笑。

  我們遇到過難題。有的人說,他在科研項目的分配中不徇私情、“不講情面”;有的人說,他在科研項目的管理中,“盯得很緊”、有責必問;還有人說,因為他的理念與很多現行的做法格格不入,他最初回國的那段時間是“孤單”的。

  透過很多人欲言又止的表情,可以想象,在科研規范尚未成熟、管理機制尚在摸索的中國,黃大年想做“第一個吃螃蟹的人”,有多難。

  我們試探著讓一些采訪對象說一說黃大年的“不食人間煙火”。有些人是不敢說的:他們身處“圈子”之中,依然謹小慎微地循著既定的規則,不越雷池半步。

  我們問了很多黃大年生前同事,他有沒有發過脾氣?他們搖了搖頭,想不起來。直到他的秘書王郁涵提到他因為有些課題組成員的工作態度而“摔手機”,我們如獲至寶。

  為了科學,黃大年不惜一切。

  當我們走進地質宮旁的機庫,站在那架試飛成功的樣機前,想象著拆遷隊突然來拆除機庫時、黃大年情急之下躺在卡車前的情形,隨口就問了句:黃老師當時躺在哪兒?

  焦健用手一指門前的那塊水泥地,眼圈紅了,“那兒,應該就在那兒。”

  一瞬間,我們流淚了,怔怔地盯著那片空地。

  在這個人們的內心時常被浮躁困擾的時代,他的本真、他的個性,難得如斯、珍貴如斯。這不正是這個社會所呼喚的清流,不正是我輩知識分子應該具備的良知與擔當?!

  通過尋訪黃大年,我們也結識了他的朋友。

  黃大年的助手于平無意中說了一句話,說施一公得知黃大年病危,連夜為他四處聯系醫生會診。

  我們很想知道,這兩位身處不同研究領域、回國前并無交集的“千人計劃”專家究竟因為什么,交情如此深厚。為了采訪施一公,我們等了近10天,每天聯系,他都發來短信“在忙,稍后聯系你”,直到有一天晚上11時,他撥通我們的電話,上來第一句說:“我真的很抱歉,這段時間我有個研究內容很關鍵,我吃飯都是在以秒來計算。”

  “以秒來計算”,這讓我們立刻想到了“惜時不惜命”的黃大年。同樣的功成名就,同樣的“科研瘋子”。

  他講到他們因為同樣的目標與心境而產生的默契,他講到他們遇到同樣的困難與挑戰而相互鼓勁,到后來,說到送別,他只說了一句,聲音有些顫抖:“一個赤膽忠心的人就那么走了……”

  我們沒有再問,因為已無須再問,對于這樣一群一心報國的人而言,還有什么比壯志未酬身先死更令人扼腕痛惜?!

  在這群人身上,不僅僅有愛國。他們既愛國又有一身本領,他們是把愛國的理想和科學的追求完美結合起來的人。

  董樹文是我國深部探測項目的首席科學家。最初和他談起黃大年去世,他沒有其他人那么感性,但是他卻把黃大年對科研體制的貢獻、對科研攻關的創新一一歷數,甚至把一些很多人不敢講、不愿講的黃大年挑戰科研體制的細節都告訴了我們。

  黃大年曾因為著急科研進度、抱怨人浮于事和董樹文“發飆”,我們原以為,在領導和學術權威的雙重身份中,董樹文會不高興,甚至會排斥黃大年,可是他卻面帶微笑、云淡風輕地說出了那段往事,說出了他是怎樣勸慰他,又是怎樣支持他。那一刻,我們內心是觸動的,觸動于他們面對科學的實事求是,觸動于他們超凡脫俗的處世之道。

  我們問了董樹文一個問題:“怎么理解黃大年對科學探索的瘋狂?”他沒有遲疑,就給出讓我們瞬間折服的回答:“科學家就得有這種激情,才有創新的驅動力,我是搞地質的,我自己現在上山前都要打針,往半月板里打針,因為我的半月板已經碎了,但是我覺得很幸福,因為一輩子干的事是你愿意干的,是很幸福的。大年也一樣,一輩子能有幾次機會接近自己的夢想,是幸福的。”

  說完,嚴謹的董樹文笑得很驕傲!那笑里,有探索者的豪邁,也有報國者的真情。

  那一刻,我們的眼眶很熱,我們在他身上看到了黃大年,看到了一批“中國從來不缺的癡心的科學家”。我們也許不懂他們的科學,但我們卻深深懂得了他們的心靈和力量。

  仿佛一夜間找到一把鑰匙,我們走近了黃大年。再不需要任何文字的修飾,那些故事就從心間、筆下流淌出來,像清澈的溪水,映照著他純粹的靈魂。

  從沒有這樣一種寫作經歷,一個逝去的人開始頻繁走入夢境:

  圣誕平安夜,獨自在機場默默揮別英倫生活的黃大年。

  地質宮翻修時,一手寫報告,一手抱個水盆接雨的黃大年。

  組織郊游時,跪在地上給大家照相照到后背濕透的黃大年。

  當上班主任,自己掏錢給學生買電腦、訂期刊的黃大年。

  匯報項目前,抓起一把速效救心丸就塞到嘴里的黃大年。

  連夜奮戰后,“咣當”倒地卻不許學生說出去的黃大年。

  ……

  在夢中,我們就在他左右,有千言萬語想沖口而出,卻又不知從何說起……在這種似真似幻的夢境中,無數情緒交疊糾纏,有冰點,也有沸騰,有淚痕,也有火光。

  盡管我們再三爭取,張艷從沒有接受過采訪,但僅通過他人的講述,就足以令人錐心刺痛。他們一路相攜,從沒見他們紅過臉,他盡力抽出時間帶她參加學校組織的活動,為她照相,兩手相牽;為了能回家多陪陪她,如果當天能夠返回,他常在外地開完會就直奔機場、車站。他走后,她只守著他,不再與外界對話。這樣一種相守,遠比朝朝暮暮還要情深義重,讓人每每想起都愈加心痛。

  于平說,黃老師唯一一雙正裝皮鞋和一套正裝西服是一次在國外開會時趕著去買的。會議要求著正裝,黃老師本來想按以前的辦法,管當地的朋友借,結果發現沒有和他尺寸相當的,只能趕著買了一套。在這樣一個功利化的社會,黃老師這么一個經手的都是幾億元大項目的人,卻過著這么樸素而超然的生活。

  而就是這樣質樸的人,每當聽聞學生家里有困難,他就掏錢資助,不知道為此花了多少錢。捫心自問,有幾人能做到?所以他的學生們說,“老師不是普通的人”。所以他才會帶給每一個走近他的人,一種心靈的震撼、一種精神的洗禮。

  難忘黃大年的妹妹黃玲發來的一張黃老師照片和他外孫照片的拼圖。看著兩人相似的輪廓,我們一瞬間被冥冥中生命的輪回感擊中,一種從生命中超脫、在死亡中升華的體驗使我們內心陷入久久的澎湃。那是一種厚重到可以深藏經年,濃烈得可以噴薄而出的情緒,使我們寫下每一個字時都充滿敬畏、不敢矯作。

  黃大年走了,他生命的冰點卻點燃了很多人的靈魂。

  總在深更半夜接送他的劉國秋很樸實,也很直白:“我們沒白沒黑地拉活兒,是為了賺錢,可是你說黃老師圖什么啊?我和他說話不多,他上車經常倒頭就睡,可是我能感覺他是個大人物,他不缺錢,可是他這么拼命干工作,他就是有錢也沒命花啊。”

  劉國秋的話,叩擊著我們的心靈。

  劉國秋依然保存著他和黃大年輪流用過的那套枕頭和毯子,趕上深夜拉活兒,他還會枕著、用著。他說:“黃老師的骨灰還存放在長春,如果哪天他的骨灰要運回老家,別人不拉他我拉他。”

  還有吉林大學藝術學院的姚立華老師。她說,在一次“強迫”黃老師參加的娛樂活動中,大家為他點了一首《紅河谷》,唱完后他很高興,又主動點了一首《送戰友》。姚立華記得,這是那天晚上黃老師唯一點的一首歌,他唱得投入而動情。

  姚立華說:“黃老師,您一定要學唱《鴻雁》,和您的氣場很合。”他卻有些羞澀地說:“姚老師,其實我還是最喜歡《我愛你,中國》,我一定要學會這首歌。”

  黃大年走后很久,姚立華基本不敢碰《我愛你,中國》這首歌。她說:“黃老師給這首歌灌輸了一個新的意義,再唱這首歌已經完全不同了。他教我懂得,唱歌的人究竟在唱什么,其實唱的就是一顆心,否則你所有的技巧都沒有意義……”

  聽她說這番話的時候,我們又一次不能自已。是啊!黃老師也教我們懂得,如果我們寫不出那一顆心,所有的技巧都沒有意義。

  最后一次離開長春前,焦健帶著我們去了長春殯儀館,殯儀館街邊的商店都很簡陋,我們只得買三枝仿制的黃菊花,默默地走向骨灰存放室。

  骨灰存放室內,黃老師的格子是第67號。骨灰盒上,覆蓋著一面黨旗。他的相片旁邊,學生們用水晶鏡框裝裱了習近平總書記對他的先進事跡作出的重要指示。那上面,“心有大我,至誠報國”這8個字格外醒目。

  清明節、端午節、父親節,學生們都給黃老師帶了禮物:一把微型小提琴,一個羽毛球拍掛飾,一瓶黃老師愛用的CK香水……

  還有一棵水晶蘋果樹,五彩的蘋果掛在樹梢,只有一個掉落在地,象征著牛頓的萬有引力研究。學生們懂他,他一生做的研究都與此有關,也許在另一個世界,他看到這些,也會欣然一笑吧。

  看著那個掉落的蘋果,我們又一次落淚了。很抱歉,黃老師,總說人的生命有輕如鴻毛,有重于泰山,你生命的重量留給這世間的震撼,也許我們的筆力難以企及萬一。

  靜默良久,我們把花輕輕地放在柜子的腳下。然后低下頭,深深地,鞠躬、鞠躬、再鞠躬。

  不再悲傷,因為這片他用生命交付的大地,已銘刻他無聲的誓言。

  曾有人說,遇見,即是一次改變。

  遇見黃大年,讓我們意識到,人的靈魂假如只是拘泥于個體的褊狹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當我們每天抱怨著這塵世的苦與累,當我們內心的天平常因為私利的得失而傾斜,總有這樣的人,夢想讓國家和人民都能有美好的明天、高品質的享受,他們便樂于為著這夢想,做出偉大犧牲!正是這樣的人聚合起來,才成就了事業,凝聚起信仰,推動了中國!

  黃大年為祖國而澎湃的生命,也讓很多人與我們同樣澎湃著……看著網友們“看哭”“中國脊梁”“國士無雙”等如潮的評論,我們深切感到,媒體就是時代的一面鏡子,媒體映照什么,時代就是什么。在這個所謂“大師盡逝、信仰缺失”的時代,有很多人依然在期待一種主流的價值去點亮他們的心靈,期待一種溫暖的精神去浸潤他們的靈魂。

  習近平總書記對黃大年先進事跡作出重要指示以來,全國范圍內發起“向黃大年同志學習”活動,黃大年事跡報告團深入各地巡回宣講。

  “雖然黃老師已經變成了一個‘典型’,但他其實不需要任何拔高。”于平常常會想,如果黃老師活著,他依然會希望人們寫他的時候不要夸大,“因為他生前是那么真誠和低調的一個人,如果不能如實還原,他心里會很難過。”

  美麗的生命從來無須雕琢,因為它本就簡潔而深刻。

  任波說,大年學長會一直活在人們心里。因為他給這個世界以啟示:生命除了長度,還有深度和高度。“怎樣讓有限的生命更有意義?大年學長用他走過的足跡給了我們答案……”

  泰戈爾曾說,天空沒有留下翅膀的痕跡,但我已經飛過。

  如果只能活一次的生命可以如此壯闊,一生亦是永恒。

  而今,地質宮五樓那扇熟悉的窗戶,再也沒有寒夜的燈火。于平說:“已經習慣了每次走過文化廣場,都會抬頭望向地質宮五樓那個窗口,通常黃老師辦公室的燈都會亮到后半夜,甚至更晚。可是從現在起,我再也看不到燈光,因為那個點亮它的人累了,想休息了,而且一狠心給自己放了一個沒有期限的長假……”

  從不懂他到理解他,再到喚起更多的人仰望他、追隨他,黃大年以生命引領我們發現:如果我們手握的那支“筆”能夠忠實記錄這份熱愛與忠誠,他用生命點亮的那盞燈就會照得更遠、永不熄滅。